毛澤東對身後事有先見之明？

1956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嚴厲地批判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個人崇拜、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的錯誤，由此開啟了中蘇共爾後長年紛擾不斷的爭論。
當年，中蘇共雙方對於斯大林功過方面有著重大的分歧。毛澤東認為在批評斯大林時不能「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功過應該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結起來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由於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乃前無古人，所以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難免的。

趙紫陽曾經誤導毛澤東

圖片來源：http://chinaway.org/zzy2004101785/zzy0.jpg

改革開放以來，趙紫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是正面形象。尤其在八九民運之後，他更與大陸的民主化連結在一起，幾乎有了某種神聖性。但是，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看到某個階段。趙的改革形象，不應掩蓋他早年的「左」。

毛澤東未留洋的兩重性

　　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究竟以馬克思主義為源，或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源，或者是兩源論？我以為一般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忽視了毛並未留洋的事實。
　　毛澤東思想取經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最主要的分別是階級鬥爭和建黨學說。也就是說，毛借鑒於西方與俄國的，剛好是共產主義革命核心原理的部分；至於具體的革命原則和策略，除統一戰線亦受列寧學說影響外，其他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則主要源出於中國文化傳統和具體的革命經驗。舉例言之，孫子兵法之於毛澤東兵學的關係，遠交近攻與統戰觀點的聯繫，群眾路線強調領導精英與群眾之間直接的面對面垂直溝通，來自於中共在農村根據地面對著廣大文化程度很低的農民等。

與王作榮先生談中共黨史

王作榮先生在二○○一年十月廿三日「聯合報」民意論壇寫的「李前總統走的是毛故主席的路線」，文中比對晚年毛澤東與晚年李登輝，主旨是曾經叱吒風雲的高齡人物最好不要再戀棧政治，否則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堪聞問。筆者同意王作榮論點，但文中有關中共的若干敘述不合史實，不能不在此辨正，以免以訛傳訛。（王作榮原文與中共黨史相關部分附於本文末尾）

大躍進死亡的人數？

資料來源：多維網

　　金小丁：「餓死三千萬」質疑（一）
　　金小丁：「餓死三千萬」質疑（二）

　　作者金小丁認為，西方學者與媒體宣傳，三年大飢荒至少餓死三千萬人，似乎已經成為主流共識。但本文通過對《大飢荒檔案》等資料的分析，認為餓死三千萬甚說法缺乏科學依據，是不可信的。

　　作者似乎同意中國非正常死亡數，當在一千萬左右。

　　姑且不論讀者是否同意，但全文的內容翔實，論證清晰，真是好文章。

洛杉磯舉行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

美國二十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亞洲研究中心，以及華人圖書館協會南加州分會，聯合主辦了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於2007年6月29-30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蒙特利公園市立圖書館舉行，主要負責籌備大會的是基金會代執行主任宋永毅。

會議為期兩天，近百人熱烈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為什麼大多數知識分子竟然低頭認罪？反右遭殃的人究竟有多少？

從《多維網》的介紹來看，兩天的會議除了學者的論文發表外，也有一些「右派」的親身經歷和感言。

「海歸派」對台灣政經發展的影響

奉關老師之命，將自己不成熟的文章po在這裡。不好意思，現在才清楚google部落格的用法。文軒

海歸派對於台灣政經的發展，一直有重要的影響。早在1940年遷台初期，對改造國民黨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十六位成員中，屬於海歸派的就有八位，包括張道藩（留英）、谷正綱（留德）、陳雪屏（留美）、崔書琴（留美）、蔣經國（留俄）、蕭自誠（留美）、沈昌煥（留美）、連震東（留日），佔二分之一強。[1]若以遷台之後前三次內閣，包括陳誠內閣（1950/3-1954/5）、俞鴻鈞內閣（1954/6-1958/7）、陳誠內閣（1958/7-1963/12）的成員來看，雖然行政院院長並非海歸派，但三位副院長中有兩位是海歸派，分別是張厲生（留法）和黃少谷（留英）。[2]此外，六個部會的部長當中，多是海歸派成員，即使是黨國色彩最為明顯的國防部部長，亦是由哈佛大學出身的俞大維接掌（1958/7-1965/1），這反映出海歸派在國民黨遷台初期就是一個重要的人才甄補來源。

談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的蔣介石「縱放」紅軍說

張戎（Jung Chang）與其夫婿喬．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Mao：The　Unknown　Story”一書中譯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在歷經一番曲折後，仍然於去年在台上市。書中提出，蔣介石在三Ｏ年代剿共過程中主動「縱放」四 萬多名紅軍（Chiang Lets the Reds Go），以便與史達林交換條件，換回赴俄留學十二年成為「人質」的兒子蔣經國的說法（Reds-for-son swap），曾經引起不少爭議。以下試著分析幾個關鍵點，算是拋磚引玉。

備忘：歷史 vs. 理論

杜贊奇有段話可參考：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理論建構基本上是共時性的，即使是發展模式，如心理學中的，也被包括在狹義且受控的時間框架之中。而歷史事件與實踐隨時間而流動，與我們要使它們遵從的來自社會科學的種種模式毫不相容。......從其他地方借用來的理論反而加劇了歷史之疏離於理論，因為這些理論並不是從內在於歷史變化的問題中產生。

見杜贊奇，〈為什麼歷史是反理論的？〉，載於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

備忘：人物傳記的職務著作與個人著作

龔育之為郝懷明寫的《如煙如火話周揚》作序，提到當前大陸人物傳記分職務著作與個人著作兩類：

現在我國出版的人物傳記，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組織上布置寫作的，一類是個人研究而寫作的。前一類多是有關機構為黨政軍領導幹部編寫的，好處是寫作力量強，查閱檔案的條件好。後一類則為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編寫的，弱點是不如前一類條件好，但也有好處，就是自由度大一些，表達的意見是個人性質的意見而不是代表組織的意見。對於有爭議的人物，前一類形式會有諸多障礙，後一類形式則更為可行可取。

續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如同我在上一篇帖子談到的，大陸上對中共黨史外文書籍的翻譯，常運用減法，把「不適宜」的段落與字眼去掉。有時這種減法到了令人不解的地步，答案可能要直接請教譯者才能得知。

在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出版的，約翰‧布萊恩‧斯塔爾（John B. Starr）著《毛澤東的政治哲學》（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中，頁95與97共三處以「東歐某國」代替原文中提到的南斯拉夫，另外頁95提到「三評」時，原標題的"Is Yugoslavia a Socialist Country? "亦略去不譯。「南斯拉夫」的字眼為何如此敏感，儘管並不避諱「鐵托修正主義集團」（the Tito clique）？

事由：關於匪共外銷烟毒套取外匯資料事

讀過陳永發老師〈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宏文者，應該對「經濟命脈」之於一個政權的存續何等重要，有深刻的印象。前一陣接觸外交部一批檔案，其中有一件可謂此題目之績集，值得提供參考。
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國大使館，於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廿七日發給外交部一則代電，指澳國外交部官員很想了解匪共外銷烟毒套取外匯的情形，特委託該館代為收集可靠資料。文中希望外交部「迅賜檢寄」上項資料，俾便「轉致運用」。在短短的代電之後，存有一份〈共匪從事國際販毒活動概況〉附件，時間註明為「五二、一○、三○」。

「數字＋類」的兩種用法

閱讀大陸文件，常會碰到「數字＋類」的用法，台灣雖然也這樣用，但沒有像大陸用得那麼特別。怎麼個特別法，請看以下具體的例子，我把看到的「數字＋類」整理出來，可大分為兩類：
一、當作集合名詞用，如「四類分子」（地、富、反、壞）、「黑四類」（同四類分子）、「五類分子」（四類分子加上右派）、「黑五類」（同五類分子）、「紅五類」等。
二、表等級、類別，有多種不同的情況：

評鄧比評毛難

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但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年譜要違反編寫慣例，從1975年編起，這不是很奇怪嗎？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中共官方最權威的《鄧小平傳》（指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出版者）迄今仍未出版，目前坊間可見的中文鄧傳，或為香港出版，或為西方人士撰寫的中譯，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寫的「大人物」傳記卻遲遲未能出版。易言之，若僅以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作傳記而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李先念、李富春都有傳，獨獨鄧小平還沒有。

1956年八屆一中的中共中央主席選舉

　　最近在看關於林彪的相關書籍，也知道許多過去沒有概念的東西。只是看到一條頗為驚訝的資料，作者在論述毛澤東對各接班人的看法以及心裡的地位時所舉的例子，大家應該都知道林彪是1958年八屆五中補選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可是毛澤東在八屆一中選舉中央主席的票是投給林彪的，對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林彪的重視。
　　不過這篇文章並沒有註解，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這篇文章由陳益南所作，收錄在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下冊，明鏡出版社2004年出版。若我對丁凱文的了解，在「林彪、軍隊、文革」一網站上可以找到他的文章，從其治學態度來看頗為嚴謹，只是不知道是否就代表收錄其文的可信度如何了。

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對照大陸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的外文著作中譯，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從中可以具體地看到在中共黨史中，哪些史實迄今仍是敏感的，不方便如實翻譯的。例如以下一段文字，出自Benjamin Yang（楊炳章）From Revolut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頁161，但郭偉（2006）中譯本沒有譯出，關鍵可能即是出在原文裡若干「太過敏感」的敘述，現將重點字句用加粗黑體字標識出來：

「白卷英雄」張鐵生當過教育部長？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台北：遠流，2005）一書頁99寫道： 「......文革時期，那位教育部長張鐵生原來就是一個在考試制度中『繳白卷』的爛考生」。

不知道唐先生的根據從何而來，查資料可以知道，1973年張鐵生在「白卷事件」後，被封為全國「教育革命的闖將」、「新生力量的代表」，被迅速提升為他所入學的遼寧鐵嶺農學院核心黨小組副組長、院黨委副書記。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這已經是他最「顯赫」的黨政資歷了，我找不到張鐵生擔任教育部長的資料。

延伸閱讀：

• 王毅，〈流氓政治及張鐵生現象〉，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17-126。
•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辭典》（香港：港龍，1993），頁417-418。
•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231-232。
• 星島環球網《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專題：〈張鐵生〉。

圖片來源：http://my.cnd.org/albums/album11/wg_zhangtiesheng.jpg

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

友人告知，日本學者竹內實所著《毛澤東傳記三種》（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227，提到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詢我是否真確。我聽後也犯疑，實未聽過此說。

介紹一個網站

剛剛在瀏覽網頁時，發現一個「中共檔案網」，其中收錄不少頗有價值的材料。 現在網路如此發達，其確可作為相關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資料參考來源 。轉載書刊的不說，網上刊載的一些文章，有時能說出版限制下所不能說，例如：有所謂的全文版。有時能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要鑑別之，需要相當的細心。 當然，也甚為傷眼力。

大躍進時的柯慶施是好是壞？簡評兩種史料與中共研究

由中共黨政官員的日記或回憶錄中，可看出大躍進時期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決策經過與情資掌握。其中，楊尚昆的日記中鮮少透露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見解，李銳的回憶錄則頗多後見之明。但比對二者對「他人」的記載，仍可發現一些問題。例如李銳據其「親歷」指出，從1958年南寧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柯慶施是大躍進中的關鍵人物。在李銳筆下，柯慶施的角色是毛澤東推動大躍進的主要襄贊者。但據楊尚昆所記，柯慶施實以地方大員身分，對大躍進的具體政策多有保留。

中蘇分歧始於蘇共二十大？

依照中共官方的說法，中蘇共分歧的起始點在於1956年初的蘇共二十大，其中的分歧內容在於全面否定史達林的貢獻。中共出版的一些文獻，例如：吳冷西所著的10年論戰、毛澤東傳( 1949到1976)等書，都是延續這個說法，然而在沈志華、李丹慧所著的《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 ─ 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當中有一篇文章專門探討這個問題，並把蘇共二十大相關的檔案文件譯出來比較發現，蘇共二十大的內容不但沒有全面否定史達林，而且其內容多被之後的中共八大所繼承。

黨史著述的絕對化與籮筐主義

何方在他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2005），頁377-378，給我們提到了中共黨史著述所遵循的規則，即「絕對化」與「籮筐主義」，而這兩者是相關的。

「十一五」期間中國「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志杰2月上旬在留言板有篇貼文，不應被淹沒在落落長的留言板裡，特轉貼於此。文中所列計劃出版的書，括弧內的文字是志杰加的註。這裏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鄧小平傳》，不知中央文獻出版社要如何處理1957-1965的鄧小平事蹟。

《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文章連結

選擇自我放逐的中國學者何清漣，2004年從程曉農主編的《當代中國研究季刊》中，以「解構虛假的歷史」的角度選出20篇文章，編選了《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一書。本書出版的訊息過去網路上已有報導，並列出了完整的目錄，可惜沒有將相關連結整理出來。現在我補做了這一工作，以方便網友上網閱讀。

1956年復員軍人請願鬧事

1956年是毛澤東所說的「多事之秋」，有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退社，這在很多書上都有提到，但有一筆資料寫到有七個省的復員軍人請願鬧事。這本書是李培林等人合著的《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可惜，沒有說出人數，但確實是一條寶貴的資料。這些復員軍人，有可能是打完韓戰後，陸續復員的。就像公私合營，機構改組後，總有人遭遇不平，心生不滿。

為何平反劉少奇要等到1980年？

中共在1976年10月推倒四人幫，「結束」文革，又在1978年由當年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掌握重權，按理與鄧小平同受冤屈的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應該立即平反，但為何劉少奇要等到1980年才獲得平反？

文革再認識

文載《展望與探索》四卷六期（2006年6月），頁7-12。

pdf檔下載：http://www.mjib.gov.tw/d3/9506/1-2.pdf（請以另存新檔方式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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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文革應有新認識
　　曾經有人以「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來形容文本詮釋（text interpretation）的多樣性。雖然文革未必會複雜到有上千種面貌，但世人對文革的看法，確實存有很大差異，比如說：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就有好幾種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毛之所以發動文革，是要追求理想社會，想要透過文革來根絕個人主義，以實現世界大同；有人認為文革純粹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有人認為文革雖有權力鬥爭，但仍然導因於毛澤東、劉少奇兩派長期的政策分歧；有人認為文革其實是一場徹底的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要阻止黨政部門中日益滋長的官僚化傾向；有人認為文革導因於中蘇的意識形態論戰，意在「反修防修」；有人更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認為毛之所以發動文革，是為了讓其所領導的偉大革命得以永續長存。儘管有關文革的起因仍然未有定論，但不同的詮釋畢竟從精英層次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觀察角度，增加吾人對毛發動文革可能原因的認識。然而，文革已發生了四十年，許多人對文革的認識，可能仍然停留在上述的「毛中心論」，尤其是毛、劉權力鬥爭說之上，而不能換著從群眾的角度來觀察文革。

廣西紅衛兵吃人事件

在Youtube上搜尋了一下老師提到的這起吃人事件，原以為會出現血腥畫面，還好只是訪談。（其實也有點失望）
中國歷史上「人吃人」並不足為奇，許多時代都出現過類似事件，但是都在飢荒、或是動亂的時代，以1960年代的中國而言，並沒有出現飢荒的證據。少數相似的案例可以參考岳飛的《滿江紅》詞，裡面提到「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顯然中國文化裡，有一種以吃人來表達憤怒的傳統。明末薊遼都督袁崇煥，也在北京街上被民眾分食，以表達對國賊漢奸之憤。
一時半刻間，也想不起更多事例，不過這種表達仇恨的方式，確實夠激烈的了。

文革研究的難與易

大陸文革研究者徐友漁在一篇評論文章（〈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結尾寫道：

文革研究，說難也難，說易也易。說難，是由於它在大陸仍是學術研究禁區，很多初步的研究工作都難於開展；而正因為如此，它在海外就顯得很容易，能夠提供不少博士或漢學家頭銜，尤其對華裔學者。我希望，大陸和海外的學者都要有責任心和使命感，大陸的學者應知難而上，並開擴眼界，海外的學者要有臨深履薄的精神，勿使肥沃的處女地良莠並發。其實，難和易兩方面歸結起來都是難，不知歷史和後人能否理解和諒解我們的難處？

1070萬噸鋼產量指標從何而來？

——評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十一

一件史事，究竟是當事人的說法可靠，還是轉述者的說法可靠？當兩種說法衝突時，史學工作者應該如何決定取捨？這可能是史學研究上的一個難題。以1958年大躍進運動期間，工業大躍進「以鋼為綱」中最突出的煉鋼指標為例，可以說明這樣的難題。

眾所周知，1958年當年的鋼產量指標，歷經幾次的調升，最後決定在1957年實際產量的基礎上「翻一番」（加倍），確立為1070萬噸。問題是：這個「翻一番」的決定，是怎麼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