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作榮先生談中共黨史

王作榮先生在二○○一年十月廿三日「聯合報」民意論壇寫的「李前總統走的是毛故主席的路線」，文中比對晚年毛澤東與晚年李登輝，主旨是曾經叱吒風雲的高齡人物最好不要再戀棧政治，否則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堪聞問。筆者同意王作榮論點，但文中有關中共的若干敘述不合史實，不能不在此辨正，以免以訛傳訛。（王作榮原文與中共黨史相關部分附於本文末尾）


第一，中共的「三反、五反」，並沒有「鬥得民不聊生」。中共剛建立政權的五零年代初期，進行了許多意在鞏固政權以及強力催化改革的大規模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各有特定的打擊目標，如「土地改革」鬥爭地主，「鎮壓反革命」剷除不支持中共政權而又有號召力的人，「思想改造」針對知識份子。至於「三反、五反」，前者針對貪污腐化的黨政幹部，後者針對逃漏稅及不遵從國家法令的資產階級。地主、國民黨特務、舊軍官、幫會頭頭、知識份子、貪腐幹部以及資產階級，加起來並不等於全民，很難說這些運動搞得民不聊生，而這些運動恰好是在中共動員城鄉絕大多數民眾孤立少數、打擊敵人的形勢下進行的。

而與此同時，中國歷經連年軍閥混戰、八年抗戰以及國共內戰，終於基本完成了國家統一的目標；再由於中共參加韓戰，藉著對外用兵而凝聚全民向心力，在外國戰場上與世界超強美英等國廝殺而各有勝負，從而使鴉片戰爭以來長久失去的民族自信心得以重振，在此情勢下呈現出來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外抗強敵的氣象。

另外，中共有效地打擊投機，穩定金融，抑止通膨，穩定物價，建立了統一的財政制度；而農村土改使無地少地農民分得土地，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很快解決了中國糧食的長期匱乏問題；中共建政後三年之內，經濟和民生不僅全面恢復，而且迅速發展；除此之外，還改革社會不良風氣，大力禁賭禁毒禁娼。

總之，在中共進行「三反五反」的時期，中國大陸整幅畫面所呈現的是欣欣向榮而不是民不聊生。後者事實上要等到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帶來嚴重的災難後才產生。我們不能因為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的浩劫就將中共建政後的歷史簡單化與概念化。

第二，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江西廬山會議上鬥倒彭德懷，迫使彭辭去國防部長，但並沒有開除彭的黨籍，彭仍是政治局委員，仍看得到政治局文件；此時也沒有給彭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彭是在十年文革期間被紅衛兵不斷地揪鬥，被專案組無窮無盡地審訊，審查定案為「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以及判處無期徒刑，最後含冤而逝。

第三，毛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不是由於黨及一群高幹的壓力而「被迫」辭去國家主席職位，「表示對錯誤的政策路線負責」。觀察中共政治權力分配，黨政軍三界最重要的是黨的中央主席或總書記，以及統率武裝部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相對而言，國家主席的重要性稍遜。一九五八年進行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後，確實出現了許多不良後果，但值得注意的，正是在毛的主動帶頭下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開始連續召開了一系列的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全會等，主要是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過左措施及調整部份經濟生產高指標。毛在一九五九年七、八月的廬山會議上確實因為推行「三面紅旗」之故遭遇來自黨內的強力挑戰，但毛最後成功地反擊對手，並繼續推動著大躍進，直到一九六零年為止。毛辭去國家主席是在上述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事，自始至終毛沒有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勢下失去掌控中共中央全局的力量，毛仍保留著黨與軍的最高職位。還值得提的是，終毛之世，被後人同聲譴責的「三面紅旗」口號，一直沒有拿掉。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大」仍然提出要繼續貫徹執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中共官方才開始對「大躍進」加以否定，這個時候距離發動經濟改革列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有九個月。換句話說，毛在世時從未因為「三面紅旗」而負有任何的責任，更不用說因此而失去國家主席職位；相反地，辭去國家主席這個需要接見外國使節的儀式性職位，毛曾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年初和年底多次提出，提出後還遭到黨內外的不理解和反對，直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屆七中全會毛才說服黨內高層同意他辭去國家主席，接著才由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毛自己的說法是，他要退居領導第二線，以便從事理論研究工作。辭去國家主席以避開繁文褥節，這樣他才能專心地思考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建設的問題。不過，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還強調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他要在中央親自掛帥，因此實際上毛並沒有退居第二線。

第四，一九六六年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並不是因為「黨機器──政治局」逼毛辭去國家主席的緣故。一段歷史如果抽掉了中間的環結，並將前後兩事連接起來，所呈現的可能就是虛假的因果關係。

第五，毛對劉少奇起疑心，不是因為劉在一九五九年接任國家主席，而是因為大躍進之後由劉少奇負責推行的「調整」（退卻）政策引發毛的不滿，農村裏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與集市貿易，工廠裏的利潤掛師與物質刺激，都被毛看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其次，一九六二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對「三面紅旗」做出背離毛的評價。毛認為大躍進造成嚴重後果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劉卻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再次，一九六三年中共進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劉二人對運動進行的方式又發生嚴重分歧。一九六四年底，毛正式開始向劉發難，連續攻擊劉少奇，到了文革時期在「反修防修」的前提下，劉少奇很自然地被當作中國的赫魯曉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成為毛第一個要鬥垮的國家領導人。（舊作新貼，原作於2001.10.23.）

王作榮原文與中共黨史相關部分：

毛執掌國家與黨的大權後，即充分發揮殘忍好鬥的本性，先是三反、五反，已是鬥得民不聊生。再繼之以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造成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彭德懷大元帥基於一貫的對共產黨與毛主席的忠與愛，一再的在黨內公開的向毛犯顏直諫，不惜頂撞，請求改變政策路線。於是觸怒了毛，予以清算鬥爭，加一個反革命罪名，開除黨籍，終至慘死。毛澤東的心理狀態非常清楚：我就是全能的神，我不會犯錯，你算什麼，敢批評我政策路線錯誤，我就叫你慘死。情同手足的革命夥伴值幾文錢，「開玩笑，政治家講什麼感情。」（用李前總統語錄）但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勢下，由於黨及一群高幹的壓力，毛終於被迫辭去國家主席職位，表示對錯誤的政策路線負責。這原是虛晃一招，並沒有真正要退的意願，不料黨竟予以同意，並由劉少奇繼任。此時毛的心理狀態是：你們竟敢以黨機器逼我辭去國家主席，我就癱瘓這個黨機器──政治局，另外成立一個文化革命小組，由四人幫主持，代替政治局。你劉少奇竟敢接我的國家主席職位，我就叫你家破人亡，死得很慘。於是劉少奇便以反革命、國民黨的臥底特務、工賊的罪名慘死，妻離子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