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如何產生的？

　　在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口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本書有提及到部份過程：

　　1.立傳者要有意願並進行申請，立傳的內容必須在「規定的立傳範圍」進行，至於「規定的立傳範圍」在哪不得而知。

　　2.申請得到黨組批准之後，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立傳者進行談話並錄音後，編寫組在其指導下寫出初稿，之後經過立傳者的審閱修改，編寫組則依據立傳者意見修改初稿，再送立傳者審閱，若無問題則定稿。

　　3.凡是涉及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任弼時等重要黨內領導人的，都必須審查，審查單位可能是從事黨史工作的單位或者是中宣部。審核完畢就可以出版了。

　　如此，可想而知，為什麼內容聳動的傳記或回憶錄只能跑到海外去出版。

中共得知秘密報告的時間

一般認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分歧的開始，蘇共二十大閉幕當天的凌晨，即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秘密報告」，也就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主旨，在於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此舉震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根據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紀錄，三月十日紐約時報披露秘密報告全文，新華社根據紐約時報的刊載，翻譯了秘密報告。三月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根據新華社的翻譯做討論。[1]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

「大躍進」政策決定與執行的真相有待挖掘

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大浩劫。相對於被中共「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於「大躍進」的檢討是遠為不足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文革」受難者主要有兩個備受矚目的群體，一是手上掌有「印把子」的中共各級幹部，二是手中握有「筆桿子」的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文革」大加撻伐；而「大躍進」的主要受難者則是廣大的農民，他們一來難以認識「大躍進」的真相，二來也沒辦法像知識分子那樣有充分表達的能力。第二、「文革」之後的中共領導班子，包括鄧小平在內，多半是遭受過「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對於「文革」採取徹底否定的立場本不足為奇；然而，復出的中共各級幹部固然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算過去騎在他們頭上的「四人幫」及其「餘孽」，但對於中共集體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就很難簡單否定了。中共可以對「文革」進行簡單的解釋，譬如所謂的「奸臣禍國說」，但是卻很難直接面對「大躍進」的施政錯誤，更不要說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了。易言之，從中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來看，批「文革」，易；批「大躍進」，難。

（新書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偶然看到某日本學者網站上貼出的消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網站上都還沒看到。這套書之前就有耳聞過，現在終於要出版了。作者陣容蠻強的，而且在香港出版應該可以免去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各卷的作者及書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