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 軍事路線的變化與黨內鬥爭的關連
經過三灣改編及古田會議的召開，中共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透過「將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及軍隊設立黨代表（政治委員）的辦法，牢牢控制著軍隊。這些作法使得軍隊的官兵大量加入中國共產黨，讓黨軍一體更為明顯。[1]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解放軍的高層領導幾乎是重疊的，呈現黨軍菁英一體，[2]因此中共的黨內鬥爭，軍隊高層將領很難置身事外。
中共建國後第一起黨內鬥爭是高崗事件。由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黨、政運作上的分歧，使毛澤東一度有以高崗取代劉少奇的打算，然而高崗活動過於頻繁的結果，使毛澤東的「以高代劉」計劃過早曝光而胎死腹中，最終也讓高崗身敗名裂而自殺。這起事件引發毛澤東注意的是高崗拉攏共軍高層將領，這與1960年代劉少奇與賀龍、羅瑞卿關係過於密切引發毛澤東的緊張是一樣道理。在高崗事件中，林彪本來已決定支持高崗，林彪的表態將可能使共軍陷於分裂，然而毛澤東最終決定保護林彪，派陳雲至杭州向林彪「交底」，這作法使共軍高層將領基本上未陷入高崗事件的政治風暴中；然而為了處理高崗事件所帶來的政治效應，使得原定1954年推動的三大制度被迫順延到1955年。
除了三大制度的推動被迫延後外，高崗事件也牽扯到共軍高層將領，本文第三章提到彭德懷及林彪同高崗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高崗密謀鬥倒劉少奇與周恩來時，曾企圖拉攏彭、林兩人，為避免效應擴大，毛澤東急派鄧小平與陳雲分別做彭、林兩人的「工作」，這樣就避免共軍高層將領陷入「高饒反黨集團」的泥淖之中。然而高崗是陜北紅軍的代表，建國後曾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與軍隊的牽連頗深，這使得共軍將領無可避免的受到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軍銜授予上。
本文在第三章討論共軍進行軍事正規化的措施中，曾針對軍銜頒授做一詳實介紹，當時參與軍銜評定工作的宋任窮在所撰寫的回憶錄提到評定軍銜過程中所需注意到的各方面問題，[3]其中強調軍銜評定需要注意到「各個方面軍幹部的相對平衡」。這也讓一些相關書籍在討論上將軍銜的評定問題上，都會提到陜北紅軍的問題，如徐平在《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中提到，因為陜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謝子長先後逝世，為了保留一席「上將」職位給予陜北紅軍的領導人，不得已情況下將已轉職到地方工作，並未參與1952年軍隊評級的原紅三十軍軍長閻紅彥重新安插到軍隊系統上，任成都軍區第一副政委，並在1955年的首次授銜上被授予「上將」。[4]
然而大多數中共現有文獻並未提到，除了閻紅彥之外，當時共軍現役高階將領中，還有一位名為賀晉年的軍隊幹部出身陜北紅軍體系，且在1952年的軍隊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擔任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中共1955年評定軍銜的標準，主要是以1952年的軍隊評級結果做為授銜依據，1955年1月中共中央軍委公布《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內容提到「副兵團、准兵團級，多數可評為中將」；[5]另外從資料上來看，1952年被評為「副兵團級」的共軍幹部中，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有李克農等19人、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有蕭向榮等22人，但有一個人非常特殊，僅被授予「少將」軍銜，此人便是賀晉年。
以賀晉年在共軍的資歷，1936年即出任陜北紅軍系統的紅二十七軍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擔任東北野戰軍第11縱隊（後改為第四野戰軍第48軍）司令員、四野15兵團副司令員，中共建國初期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這些顯赫資歷讓賀晉年在1952年的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該級別的將領，不是「上將」就是「中將」，以賀晉年的資歷加上派系山頭的考量，授「上將」軍銜是實至名歸的，然而為何最終僅被授予「少將」軍銜並特地將已不在軍隊任職的閻紅彥作為陜北紅軍的「上將」代表，這與賀晉年涉入1954年高崗事件有極大關係。1954年高崗事件後，賀晉年被認為是「高崗線上的人」，被免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送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因為高崗事件的問題，1955年授銜時賀晉年最先是被評為「大校」，之後在經賀龍等人的說情下，毛澤東才說：「賀晉年怎麼能是大校呢？最起碼他也是個少將吧」，這才讓賀晉年進入「將軍」行列中，然而中共在1955年評定軍銜後，就再也未進行「中將」以上的人事晉升；1965年中共便廢除軍銜制，即便後來查清賀晉年並非與高崗有直接的連繫，賀晉年仍始終是「少將」軍銜。[6]從賀晉年的例子可以看出，軍事正規化重要的四大制度不僅受「高崗事件」影響而延後推行，即便制度推行後仍因為黨內鬥爭等考量，未給予每個人應得的公平待遇。
廬山會議對中共政治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不僅使原定對「大躍進」運動的「糾左」轉變成「反右傾」，造成1959-1961年中國出現三年大饑荒；此外由於彭德懷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處於敏感的位置，因此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緊接著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重點即在糾出共軍內部的「彭德懷軍事俱樂部」成員，會議最終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上任後雖對於共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仍表達支持，但相較於彭德懷，林彪更強調政治工作對軍隊的作用，並大力推廣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轉變對於共軍的建軍路線影響深遠，藉由政治工作的加強，對於穩定「大躍進」運動失敗而造成軍隊內部思想混亂起了相當重要的功用，然而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及「政治掛帥」的結果，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成為日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礎；而雖然林彪在談話中始終認為軍事訓練應當保持一定比例，但強調政治工作的功用、加上1958年共軍内部進行「反教條主義」運動，無形中都讓共軍內部對日常軍事訓練的進行感到遲疑，對共軍的軍事正規化是有一定傷害的。
文化大革命對共軍的影響更是巨大，在「造反有理」的思維下，軍隊各機關單位都出現造反派，許多高階將領被糾鬥，軍隊進行文革的結果是國防科技研發的延宕，以及軍隊日常訓練停滯、甚至倒退；而毛澤東下令軍隊進行「三支兩軍」的結果，使軍隊更不能專注於軍事事務上。而軍人大舉介入非軍事事務的結果，導致中共九大所選出的279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中，現役軍人佔123人，在政治局21位委員中，軍隊勢力 有11人，[7]這種不正常情況成為日後中共進行軍隊整頓的重點。
913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葉劍英與鄧小平先後就軍隊的種種亂象進行整頓，內容主要在加強軍隊訓練以及精簡軍隊員額，試圖將軍事建設導向正常的發展方向，在將近4年的努力下，軍隊整頓略具成效，然而隨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及毛澤東過世後中共內部出現權力繼承鬥爭，軍隊整頓工作暫時停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擊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後，才又開始新一輪的軍隊整頓。鄧小平主政後改變毛澤東「人民戰爭」的傳統思維，進行人員整頓、大量裁軍，「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成為1980年代共軍的建軍方向。
中共黨內鬥爭之所以對軍事路線產生影響，最大主因在於黨內鬥爭造成人事上的更迭，不同的軍隊領導人對於軍隊的建設方向有不同的解讀，從而造成軍事建設的方向出現變化。
[2] 以1955年中共首次授銜為例，原屬國民黨將領，後因起義投誠而轉任共軍將級以上的軍官僅7人，這7人分別為：陳明仁、陶峙岳、董其武，此3人授上將銜；曾澤生，此人授中將銜；鄧兆祥、張全珍、巍鎮，此3人授少將銜。除去此7人，共軍在1955年首次授銜少將級以上將領均為共產黨籍。
[7] 李厚生，〈「文革」時期共軍在地方的政治角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硏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56。另外邁斯納在其書提到，軍隊幹部佔中委及候補委員的比例為49%，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322。此11人為：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謝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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