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但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年譜要違反編寫慣例,從1975年編起,這不是很奇怪嗎?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中共官方最權威的《鄧小平傳》(指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出版者)迄今仍未出版,目前坊間可見的中文鄧傳,或為香港出版,或為西方人士撰寫的中譯,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寫的「大人物」傳記卻遲遲未能出版。易言之,若僅以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作傳記而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李先念、李富春都有傳,獨獨鄧小平還沒有。
同樣奇怪的是,鄧榕為其父親作傳,前後兩本,第一本基本寫到1949年,中共建政後僅以一節簡單交代(全書共有六十二節);第二本沒有銜接第一本,而是直接跳到1966年,中間全部遺漏。為什麼鄧榕要跳過這麼長的時間不寫?
再看《鄧小平文選(1938-1965)》,1957.5.15.至1960.3.25.這段時間,是很重要的時期,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主持了反右,督導了大躍進,但重要文獻全都遺漏。同樣地,計二十冊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樣看不到這段期間應選進去的文獻。
中央文獻出版社是有出版一套上下冊的《鄧小平生平全記錄》,但雖號稱「全記錄」,卻將1957年整個地跳過。
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時隔五年的1981年,《評毛決議》出爐。儘管「評毛」對中共來說很痛苦很困難,但畢竟還是給了定論。鄧於1997年謝世,迄今已近十年,但中共仍然不知道如何給鄧的一生下完整的定論。
也許,答案就在「反右」與「大躍進」兩件事上。《鄧小平年譜1975-1997》沒有迴避六四,連這麼重大的事件,中共都能給個說法,但鄧小平涉入甚深的「反右」與「大躍進」,反而遲遲無法給個交代,是為賢者諱,或有難言之隱?
「六四鎮壓」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整個時期,固然是四項基本原則的一以貫之,但若放在1956年以來,也是「吾道一以貫之」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時,鄧隨劉少奇訪問莫斯科,他是中蘇共緊急會議中第一個主張以蘇軍坦克鎮壓的共產黨領導人。(這筆資料轉引自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681註39,陳引的是師哲的文章。)鄧小平在政治上確是一貫地左。「反右」運動由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披掛上陣,殺氣騰騰,處置了數十萬人,受牽連的家屬親人非常之多,用劉賓雁的話來講,幾乎城市裏頭的每一個人,都有親屬受累。鄧小平在城市中得罪的知識階層,數量是很驚人的。改革開放需要知識份子的合作,鄧過去鎮壓知識份子的作為,不提也罷。
相較於文革,大躍進不好談,因為文革容易劃清界線(組織路線上敵我分明),大躍進沒法簡單地劃開。若要評鄧在大躍進中的作為,會連帶牽扯一整缸子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基層幹部。這是為什麼我要說「評鄧比評毛難」。毛發動大躍進,只是「三分有過」中的一部分,鄧等人只要輕描淡寫地以「我們都頭腦發熱」就做了交代。但若要細評鄧公等人在大躍進中的「熱」,那就近乎要整個否定中共執政的正當性了。
再說了,毛澤東時代屬於過去式,加上餘緒華國鋒,一刀分割相對容易;而改革開放是現在進行式,怎麼評鄧?「宜細不宜粗」地評價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豈不污名化了改革開放?江澤民因趙紫陽處理六四不力而獲益,在江時期,不可能全面評鄧;胡錦濤也是鄧小平欽定的江後接班人,在胡時期,一樣不會魯莽地評鄧。
(原寫於2005年10月17日,重貼時加上末尾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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