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派」對台灣政經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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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歸派對於台灣政經的發展，一直有重要的影響。早在1940年遷台初期，對改造國民黨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十六位成員中，屬於海歸派的就有八位，包括張道藩（留英）、谷正綱（留德）、陳雪屏（留美）、崔書琴（留美）、蔣經國（留俄）、蕭自誠（留美）、沈昌煥（留美）、連震東（留日），佔二分之一強。[1]若以遷台之後前三次內閣，包括陳誠內閣（1950/3-1954/5）、俞鴻鈞內閣（1954/6-1958/7）、陳誠內閣（1958/7-1963/12）的成員來看，雖然行政院院長並非海歸派，但三位副院長中有兩位是海歸派，分別是張厲生（留法）和黃少谷（留英）。[2]此外，六個部會的部長當中，多是海歸派成員，即使是黨國色彩最為明顯的國防部部長，亦是由哈佛大學出身的俞大維接掌（1958/7-1965/1），這反映出海歸派在國民黨遷台初期就是一個重要的人才甄補來源。

當時革命菁英的角色重於技術官僚，這些海歸派多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與蔣家有一定淵源。例如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是CC派的核心健將，與蔣中正、陳誠、孔祥熙等人有密切往來。[3]又例如陳誠內閣時期的內政部長余井塘（留美），自返國之後就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果夫的秘書。[4]再如俞鴻鈞內閣時期的教育部長張其昀（留日、美），是歷任教育部長中和蔣中正關係最為親密的一位，早在1949年起，張其昀就擔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組長。[5]
就這些觀察面向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國民黨遷台之初，海歸派之所以重要，多是和蔣家有一定的淵源。此外，另一個導致海歸派興盛的原因，則和國民黨本身為中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有深厚淵源。國民黨建黨之後，其人才來源一直是以中產階級的子弟為主軸，這些菁英有些是家境允許而出國留學，一些則是由國民黨資助出國的經費，例如俞國華被蔣中正送出國留學，在哈佛大學與倫敦政治學院攻讀經濟。[6]這反映了國民黨本身對於高學歷菁英的偏好性。
此外，遷台初期大幅擢用海歸派的另一個原因，和爭取美援有密切關係。政府遷台初期，為爭取美國對於台灣友好的印象，任用許多有留美經歷的菁英主掌要津，而這些留美菁英則未必和蔣家有密切關係。最具代表的人物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博士吳國楨任職台灣省主席，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的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7]吳國楨和孫立人，一文一武的要職，純粹是為了爭取美援，吳、孫兩人都非蔣的親信，這可以由日後兩人仕途的急速殞落得到佐證。
而遷台初期國民政府為了拉攏台灣本土菁英，亦爰以出任要職。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留日的連震東，任職民政廳長與內政部長。但由於台籍菁英在當時身份敏感，因此受到重用的人數不多，二來位居要職的台籍菁英，多亦和蔣家有友好的關係。例如連震東在台灣光復後擔任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與陳誠和蔣經國建立了私交，日後才得以受到蔣中正的重用。[8]
我們可以說，在陳誠與俞鴻鈞內閣時期的政治甄補，仍著重於革命菁英。此時海歸派之所以受到重用，並非是基於技術專業的思考，而是由於南京政府時期，就已經進入政治體系，具備和蔣家的淵源，因此在遷台時期得以受到重用。即使是台灣本土的菁英，亦必須和蔣家有良好關係，才能久任仕壇。和蔣家無關係的海歸派，是無法長期在政壇生存的，吳國楨與孫立人就是顯例。
革命菁英獨尊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63年國民黨九屆一中全會之後。副總統陳誠辭去行政院長，改以嚴家淦組閣，開啟了技術官僚崛起的世代。[9]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末期，財經決策就已經及終於技術官僚手中，包括尹仲容（南洋大學）、徐柏園（留美）等人，這樣重視技術專業的趨勢一直到嚴家淦組閣後，蔚為主流。[10]嚴家淦內閣主要的海歸派，包括經濟部長楊濟曾（留德）、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留英）、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留美）、政務委員俞國華（留美、英）。
嚴家淦組閣時甄補技術菁英的動機，可以從下列幾個層次來觀察。首先，是台灣發展的需要。由於當時美援已有停止的趨勢，加上石油危機所帶來的衝擊，因此台灣必須加強科技產業與健全經融體系，這批技術官僚對此有重要的幫助。第二，嚴家淦和陳誠、俞鴻鈞等人背景不同。陳誠有強大的軍政實權，人脈充沛，俞鴻鈞亦是和蔣家淵源深厚，兩人都是在南京政府時期就掌握實權的人物。而嚴家淦並無本身的政治奧援，因此必須引進新人來建立自己的班底，在這個層面上，嚴家淦沒有陳、俞兩人的人情包袱，可以大幅引進專業人才。第三、是嚴家淦出身技術官僚，對於技術官僚有一定的偏好性。嚴家淦畢業於上海約翰大學理學院的技術官僚，在組閣前一直在財經部門工作，對於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貢獻甚巨，嚴家淦出身技術官僚，因此對於處事上所重視的務實性和效率性，使得嚴家淦內閣時期，技術官僚受到大幅度的擢拔。
但我們必須指出，即使在嚴家淦組閣後，技術菁英的影響層次也僅限於政務層次，對於黨務層次的影響有限。當時國民黨黨務系統中，除了黨主席最具實權外，就是中央常務委員會權力最大，負責最重要黨務的制訂，在整個中央常委體系中，仍以革命菁英和軍方系統為主。真正出自技術官僚的海歸派，只有俞國華、李國鼎、費驊、閻振興、連震東、李登輝等人。但是就實際開會情況來看，即使是中常委的會議，也很少出現激烈的政策辯論，而真正有發言權的通常是超過七十歲的黨國大老。[11]此外，根據田弘茂的研究，國民黨中常會由於不斷組成非正式權力小組，並無效率性與開創性，[12]因此中央常委的決策地位並不如想像中重要，無法完全用以提供我們判斷海歸派在黨務運作的地位，必須將分析重點放在實際影響黨務運作的三個重要職位，包括秘書長、政策委員會主任、組工會主任。而我們也發現在嚴家淦內閣成立之後，技術官僚未能甄補上這三個職位。由海歸派主掌的職務，只為李煥所任職的組工會主任。
秘書長直接受命於黨主席，負責中常委議程的編排。[13]當時秘書長是由張寶樹（1963/8-1979/12）擔任，其為CC派的人物。政策委員會則在政策決定上有重要功能，通常黨務下屬機構與行政院提案通過後，會先將提案交給的政策委員會審議，再交給中常委核定，通常政策委員會扮演了實質法案審查修訂的責任。[14]當時政策委員會主任是趙自齊，出身熱河，並無留學經歷。組工會被視為國民黨工作部會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單位，負責黨員的組織、考核、教育等工作，歷任主任都是蔣家親信。[15]當時的組工會主任是陳建中（1968-1972）和李煥（1972-1978）。陳建中出身陝西，無留學經歷。而李煥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政治秘書，為蔣經國助手，可以視為是海歸派的人物。
從這些跡象來看，可以察覺在1960年代之後，海歸派在政治甄補上有下列趨勢。第一、技術官僚進入政壇的範疇多限於技術部門，特別是財經與理工部門，這反映出國民黨在1960年代之後，已將技術部門和黨務部門做出隔離，黨性與革命經驗不再是政治甄補的唯一考量。其次、當時出身技術部門的菁英確實難以補上黨務高層的職務，從中常委的組成來看，可以發現革命菁英仍占絕大多數。第三、在重要的黨務系統上，高層政治決策的領導仍由革命菁英所構成，和蔣家仍有密切關係，而黨務系統中，較為開放的是由李煥主持的組工會，這對於日後國民黨的菁英甄補扮演重要角色。最後，我們可以將1960年代視為是革命菁英與技術官僚同時並存的年代，兩者對於當時台灣的政經發展，都具有重要性。
在1970之後，台灣受到外交困境與本土化呼聲高漲的影響，再次影響了菁英甄補的政策。特別是蔣經國深知本土化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拔擢優秀的台灣菁英不遺餘力。在菁英甄補的過程中，該時期所出現的「大學雜誌」社備受矚目，該社成員在「大學雜誌」上對於政經發展與台灣外交困境多有辯論，[16]時任組工會兼救國團主任的李煥，注意到這股新興勢力，迅速將這些菁英介紹給蔣經國。[17]這些舉動看出李煥因留學美國，所表現的開放作風。而這批「大學雜誌」社的成員，亦有許多人在日後留學歸國，並成為1980年代之後國民黨的重要人才來源，包括孫震（留美）、沈君山（留美）、關中（留美）、施啟揚（留德）、李鍾桂（留法）、魏鏞（留美）等。然而李煥的這些動作，當然引起國民黨保守派的不滿，1977年藉由中壢事件的爆發，迫使李煥辭職。
1970年代之後，由於本土化的需求，大幅減弱革命菁英的影響力。不同於1960年代的情形，是在1970年代之後除了經濟需求外，更因為本土化的需要而使得拔擢本土菁英的腳步加速進行。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對於拉拔親信菁英的模式，1970年代可以宋楚瑜為代表，1980年代可以馬英九為例，宋、馬兩人的父親都和蔣家有一定淵源。宋楚瑜父親宋達任聯勤副司令，和蔣經國有私交，而宋楚瑜自美國返台後，任蔣經國英文秘書，1979年任新聞局局長，1981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1984年10月，任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之父馬鶴凌官拜中將，為蔣中正的侍從官，並且為CC系的人馬，馬英九自美國返台後，先於1982年任總統府秘書，1984年任國民黨副秘書長。
蔣經國這種拔擢親信的模式，可以歸為以下要點。第一，受特殊拔擢者的父執輩，一定和蔣家有密切淵源。即使在當時台籍菁英的甄補已經大幅進行，但仍是按晉升的常規漸進的進行，決沒有像宋、馬兩人晉升速度之快，即使是1960年代崢嶸頭角的孫運璿等人，亦未有像宋、馬兩人的際遇。第二，與1960年代技術菁英最為不同的，是1960年代的技術菁英多已在技術部門任職數十年，才晉升黨務要職，然宋、馬兩人在政務的歷練不長。宋楚瑜僅有新聞局局長兩年的經歷，就被選為中央委員，馬英九更幾乎無政務經歷，就直接被送往黨務系統栽培。這反映了技術官僚先任政務，後任黨務的晉升方式，但宋、馬則幾乎是直接被送往黨務系統。第三，蔣經國這種特殊的安排模式，似乎仍有其父蔣中正任人為親的遺緒。
但不論如何，蔣經國這種特殊的政治甄補模式，為國民黨在1980年代之後留下許多人才。細論之，當時海歸派對於台灣政治菁英的甄補，大致有兩種方式在進行。第一種，是從本土化的角度，拔擢優秀的台籍人士，這些海歸派並沒有固定的學術背景，但升遷的管道多是循序漸進，從基礎的位置來歷練，可以由「大學雜誌」社成員的仕途，得到例證。第二種，是蔣經國培養親信的方式，以宋、馬兩人為代表，這兩人的父親都和蔣家有淵源，而學科背景皆為文科，晉升方式幾乎是直接送到黨務系統來培養，因此晉升速度極快。
但是1980年代末期後，宋、馬兩人的晉升方式已經成為絕響。由於台灣末代強人蔣經國的去世，使得蔣家勢力幾乎完全退出政壇，加上民主化的實現，使得菁英甄補不太可能再受到強人意志的左右。此外，海歸派對於台灣政壇的影響，自1970年代之後就走下坡。海歸派所代表的專業能力，雖然為1960年代的經濟發展貢獻卓著，[18]但1970年代興起的本土化呼聲，以及1980年代的民主化訴求，1990年代興起的統獨、性別議題，都切割了高層領導對於政治甄補的選擇面向。換言之，海歸派的專業能力不再是晉升政壇的唯一考量，這和台灣所處的政經格局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說，台灣技術官僚興起的背景，有三個主因，分別是蔣家強人政治的支持、台灣政經發展的需要、替代革命菁英的迫切性。從嚴家淦內閣開始，這三個條件同時存在，導致台灣技術官僚的興起，而海歸派更是技術官僚當中的代表勢力。在2000年代的今日，上述三個條件只剩下台灣政經發展需求仍存在，其他兩個因素已經蕩然無存，因此，海歸派不再是一個那麼重要的影響，代之而起的是諸如統獨、性別等更多新興的議題。

註釋：
[1]吳春福，「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之現代化：中央各工作會主任社會背景之分析：一九七二〜一九八四」，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頁90。
[2]彭懷恩，朝向高層之路：中華民國的內閣精英（台北：洞察出版社，1986年），頁177。
[3]王春祝，「中華民國歷任行政院副院長」，收錄於彭懷真等編，中華民國內閣名人錄（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頁46-47。
[4]王春祝，「中華民國歷任行政院副院長」，頁54。
[5]彭懷真，「主管百年樹人的園丁：歷任教育部長的出身」，收錄於彭懷真等編，中華民國內閣名人錄（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頁182。
[6]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5年），頁167。
[7]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頁161。
[8]彭懷真，「中華民國歷任內政部長」，收錄於彭懷真等編，中華民國內閣名人錄（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頁74-76。
[9]孫徹，「多元化政治菁英的呈現：國民黨中央常委組成的變遷」，聯合月刊，第31期，1984年2月，頁12。
[10]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頁163-164。
[11]羅浩文，「揭開權力黑箱─中央常會開會實況」，收錄於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透視黨中央（台北：風雲論壇社，1986年），頁35。
[12]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出版社，1991年），頁105。
[13]彭懷恩，從政治發展看台灣政黨體系（台北：洞察出版社，1987年），頁56-57。
[14]葛永光，「中日韓政黨體系的比較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94-107。
[15]青時宇，「誰在操縱『黨機器』─中央黨部的黨務首長」，收錄於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透視黨中央，頁49。
[16]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卅八年以來的變遷（台北：揚智出版社，1996年），頁271-276。
[17]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頁168。
[18]林嘉誠，「『科技專家』階層之崛起、流動及影響」，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7期，1983年12月，頁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