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的難與易

大陸文革研究者徐友漁在一篇評論文章（〈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結尾寫道：

文革研究，說難也難，說易也易。說難，是由於它在大陸仍是學術研究禁區，很多初步的研究工作都難於開展；而正因為如此，它在海外就顯得很容易，能夠提供不少博士或漢學家頭銜，尤其對華裔學者。我希望，大陸和海外的學者都要有責任心和使命感，大陸的學者應知難而上，並開擴眼界，海外的學者要有臨深履薄的精神，勿使肥沃的處女地良莠並發。其實，難和易兩方面歸結起來都是難，不知歷史和後人能否理解和諒解我們的難處？

我稍能理解徐友漁等身在大陸的歷史學者的「難處」：大陸的學術研究受到官方限制頗多，尤其是敏感的現代史部分多處有禁區，而其中由中共政權所闖下的兩大災難——「大躍進」及「文革」，要進行研究並將成果公開更是困難。雖然在改革開放後，大陸的史學研究已經解除了很多的限制，比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事件，在1981年中共以「歷史決議」的形式公開批判毛澤東後就已經解禁，但是「大躍進」和「文革」這兩塊，由於事涉尚存的當事人、檔案仍未公開以及其它因素，相對而言，研究是比較困難的。

和海外學者對比，大陸研究者雖然較易取得檔案資料，但由於受到重重審查及出版的限制，即使做了研究，也未必能發表；即使發表，也常常要「打擦邊球」避開敏感字眼。在此情形下，讀者還要夠細心，才能讀出隱藏在文章中的「微言大義」。以同一個文革研究者王年一而言，在大陸出版的《大動亂的年代》和發表在海外的文章，對林彪事件的不同於官方觀點的討論，就呈現了上述這種「內外有別」的例子。

正因為大陸研究者苦於有資料而難以發表，海外學者就有了相對的施展空間，既然大陸學者沒能講、沒能發表，海外學者就沒有了研究上的對手（這是徐友漁所說的文革研究的「易」），但卻反而出現硬套理論或理論強而實證弱的情形，研究就有做得不夠精緻的缺陷。再加上「文革」是一特殊事件，未曾經歷的人，即使資料擺在面前，也未必能夠正確解讀，甚至有誤讀的情形（這是徐友漁所說的文革研究在海外看似「易」其實是「難」的道理），這都讓曾經身歷其境，手上又掌有資料的徐友漁等學者，要大嘆「文革」研究之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