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0萬噸鋼產量指標從何而來？

——評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十一

一件史事，究竟是當事人的說法可靠，還是轉述者的說法可靠？當兩種說法衝突時，史學工作者應該如何決定取捨？這可能是史學研究上的一個難題。以1958年大躍進運動期間，工業大躍進「以鋼為綱」中最突出的煉鋼指標為例，可以說明這樣的難題。

眾所周知，1958年當年的鋼產量指標，歷經幾次的調升，最後決定在1957年實際產量的基礎上「翻一番」（加倍），確立為1070萬噸。問題是：這個「翻一番」的決定，是怎麼來的？


曾經當過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智囊的阮銘，在《中國之春》1993年5月號發表過一篇〈中國大陸的無程序決策〉，文中提到了「游泳說」：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是中共歷史上的一項重大決策，它是按照怎樣的「程序」作出的呢？我第一次得悉這個奧秘是聽薄一波在中央黨校講的。他說，一九五八年夏天北戴河會議前，有一回薄一波和毛澤東一起在中南海游泳。毛澤東邊游邊問薄一波鋼鐵生產情況，那時薄一波主管鋼鐵生產。當毛問到當年能生產多少鋼鐵時，薄一波正好在游泳池裏翻了一個身，得到了靈感，隨口說出，「翻一番」。毛高興地說，「好，翻一番。」決策「程序」就這樣完成了。接著是北戴河會議，無異議通過一九八五年鋼鐵生產指標：一千零七十萬噸，即一九五七年五百三十五萬噸「翻一番」。毛澤東立即對外公布了這一指標。然後一算帳，鋼鐵生產的設備根本不可能完成。於是就有了全民大煉鋼鐵。後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大陸留美學者丁抒在《人禍》增訂再版引用了上述說法（頁57、79）；民國史權威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又轉引自丁抒該書，採用了「游泳說」（頁107-108）：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為想提高鋼鐵生產量，曾召見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並提供口頭諮詢。毛在池中問薄，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的指標能否翻一番？剛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個身，因而隨口說「翻一翻」。毛聞言大悅，就說翻一翻吧。他二位決策者，因而就這樣決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翻一番」，就訂下了一零七零萬噸的指標了。

唐德剛並在附註中說，薄一波在其回憶錄裏，承認他確是制訂這「翻一番」計畫的重要決策者，甚或是心甘意願的幫手。

然而，當事人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憶錄裏，是這樣說的：

公開發表的1070萬噸這個指標又是怎樣提出、怎樣確定的呢？據陳雲同志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傳達，是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確定的。陳雲同志說：「六月十九號晚上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鶴壽也參加了，主席問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為什麼不能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號才決定搞一千一。」內部決定1100萬噸，後來公開宣布為1070萬噸，即以1957年產量535萬噸為基數翻一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700）

據此，則「翻一番」的決定，是毛澤東跟冶金部長王鶴壽對話時主動提出的，地點確實是在游泳池「邊」，但不在游泳池「內」，而王鶴壽「好吧！布置一下看」的語氣則略顯猶疑，但翌日仍遵命辦理。此說可稱之為「麻將說」，因為「翻一番」是中國麻將術語，除了毛澤東，鄧小平也很愛用。毛講「翻一番」，有賭一賭的心理，也有用煉鋼指標逼迫工業戰線跟上大躍進形勢之意。

薄一波引述陳雲的傳達後，他還特別澄清了「游泳說」，薄說：「外間傳說，在游泳池的上述對話，是毛主席跟我進行的，這是誤傳。……，當晚，我正在加緊修改《匯報提要》，準備交卷後去東北。游泳池的這次聚會，我不在場。」（《回顧》下，頁700）

另外，薄一波也提到，在毛澤東以「翻一番」確定鋼指標的前一天，即6月18日，薄本人確在中南海游泳池與毛澤東見面談話，但在場的還有中央全體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黃克誠、王鶴壽等人，關於鋼鐵生產，在場眾人「經過研究，1958年的鋼產量的預計完成數改為1000萬噸」。（《回顧》下，頁699）由此可知，6月19日鋼鐵指標「翻一番」為1070萬噸的決定，其實是從6月18日眾領導人討論出的指標再加碼70萬噸得來的。

最後，由逄先知和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關於1070萬噸鋼指標的由來，直接引用了1958年8月21日陳雲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內容同薄一波所述。同時，《毛澤東傳》也引述了另一講話記錄：1958年8月30日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開始是六百萬噸，第二本帳是七百萬噸，第三本帳是八百萬噸，爭取九百萬噸。我說你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的幹什麼？王鶴壽同志就很有勁，布置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824-825）

由於薄一波的回憶錄可信度極高，因為他在書中並不迴避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尤其是自承提出了為害甚大的兩本帳計劃方法），他沒有必要諱言鋼產指標「翻一番」的緣由；其次，在日期及鋼產指標節節升高細節的交代上，薄一波敘述得非常詳細；第三，《毛澤東傳（1949-1976）》所引用的是會議記錄的原始資料，避免了轉述之誤，也證實了薄的說法。根據上述三點理由，在另一個重要當事人王鶴壽的相關傳記未提出否證之前，我認為當事人薄一波的說法，較轉述者阮銘的「游泳說」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