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人類的四分之一

Lee, James（李中清）,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8 pp.
一、 本書主旨：
自從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以來，人口學的研究就以其基本理論為模型，探討人口與自然（或糧食）的關係。根據馬爾薩斯的理論，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將以等比級數成長（1、2、4、8、16、32……），糧食卻只能以等差級數成長（1、2、3、4、5、6……），最終人口多於糧食供應，貧困由此而生，飢荒、天災和戰爭將伴隨而來。因此馬爾薩斯主張節慾以節育。
作者指出，馬爾薩斯將人類社會抑制人口的方法分為「現實性抑制」(positive checks)（由貧困引起的各種死亡）與「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節慾）。中國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其人口問題不但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終要克服的問題。然而作者以最新的中國人口資料分析指出，馬爾薩斯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所誤解，因而其理論最終將不遉適用於中國，並指出中共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一九八０年代的一胎化政策）獲得很大的抑制人口成長的效果。

　　根據中國人口資料，中國社會（在此指明清至現代）有其自身調節人口的作法，因而與西方社會的人口情形大不相同：
1.中國社會是以集體理性為中心思想的社會，在以前是以家族或宗族為單位，人口行為也是性選擇的結果，而中國的理性選擇是以集體的利益為出發（宗族或家族），與西方的小家庭和個人理性選擇不同。
2.在此一前提之下，中國人口的抑制類型，主要不是現實性抑制，而是預防性抑制。其中的作法，包括溺嬰、男性晚婚、不婚和少婚、一夫多妻制和貞節觀念。這些都是造成中國人口不致過分膨脹的原因，而這些作為又是以中國父系崇拜和官僚國家專制為前提所致。
3.作者還提出論據，反駁西方學界傳統中對中國人口的錯誤印象：
A.中國人口總量雖多，但是糧食始終大體充分，而且人均口糧和食材樣式與時俱稍增。與馬爾薩斯對中國的理解相反。
B.因而，中國的情況，不是人口壓力迫使增產糧食，而是為了增產糧食而去生成人口，因為中國傳統的增產是以精耕細作為前提，技術革新和品種改良效果未如預期大。這與黃宗智提出的「過密化」（involution）概念有關。
C.中國的一夫多妻制，造成了已婚生育率（TMBR）比西歐同時期還低。這一結論與西方傳統的預設相反。
D.溺嬰並非殘忍行為，而是對生命的理解不同（兩歲以下非生命），以及集體性邏輯（家族或宗族利益）下的理性決策。
E.中國天災人禍固然多，但承平時期仍居中國歷史時期的大多數，此時期是由上述預防性抑制在作用，而非天災人禍。
F.中國人口多，還要考慮到中國古代的公共衛生和倉儲制度相對於西歐大為健全。
二、評論：
１、中國人口研究中的「兩條路線的鬥争」──馬克思主義VS馬爾薩斯主義；中國特色VS西方理論：
中國挑戰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自民國初年以來始終不斷。
第一波是民國初年，孫中山在民生主義講時批評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理由是科學的發展將造成糧食增長。第二波是中共建建政後，一九五０年代，有兩種觀點都批判馬爾薩斯，一是大躍進時期認為中國人口多，但發展生產可以解決人口增加的問題；一是人口發展並無自身的規律性，或者說，人類不同社會型態會有不同的人口規律（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第三波則是一九九０年代開始，理由則如李中清，以中國本土史料或實証基礎的材料著手。
相對的，中國在馬爾薩斯學說尚未進來之前，就有類似馬爾薩斯的看法（洪亮吉、汪士鐸）。第二代留學生回國以及社會學引入中國之後，馬爾薩斯理論也隨之興起。在民國時期與中共建政初期，馬爾薩斯理論始終主導中國學術界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甚至延伸到中國農民運動問題）的大方向。一直到中共建政初年的高等院校學科整併以及反右運動以後，社會學不再能開設系所，人口研究自然不能成立，只有政策機關進行政策式研究。到了一九七九年，隨著馬寅初（《新人口論》的作者，一九五八至五九年被批判，指為馬爾薩斯主義者）被平反，人口研究才重新回到中國學術界。但是正反兩方仍不斷進行筆戰，只是不再涉及政治攻擊。一九九０年以後，中國歷史新材料陸續發現，西方各種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中國學界又興起一股以「中國的特殊性」為基礎，反對馬爾薩斯理論的浪潮，李中清、王丰等皆為其中代表人物。此一爭論至今還在延燒。
２、馬爾薩斯的基本問題意識，在於將人口成長與自然條件（糧食生產）對立起來，將後者作為人口變動單一動因，並推論底層人民的貧困乃因底層人民不知節慾所致，而非為富不仁造成，故不贊成政府設置福利事業，因貧民將依賴成性，拖垮國家財政。這些推論自必為社會主義者所拒斥。
３、李中清的推論整體而言，有利於重新思考中國人口問題，並包含了更為科學和更貼近真實的方法和結論。但其中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理清：
A.歷史分期問題：將1700-2000作為一連續的歷史過程，其中如何看待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在此一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自從中國現代工商業的建立之後，以及中共建政之後，其人口變化情形，可能有不同的變因所致，把這三百年的人口發展趨勢作為一整體來分析是否恰當？
B.人口統計的準確度：目前現有的人口資料，明清時期仍很籠統，是以稅戶為基準，隱田戶或邊遠戶並未列入；即使到現在，中國人口統計數字的誤差仍然很大。在未能重新校正統計資料的情況下，何能有正確的發展規律的估計？（查瑞傳已對此一問題進行重探，詳見其著作人口學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C.中國人口增長與糧食增長的關係至今仍未有定論：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西方一向把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基準設定在勞動生產率上升的前提之下，但是諸如Clifford Geertz與黃宗智等人對於東亞農業社會的分析顯示，產量的的增加是因為勞動力更多的投入，而非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致。這些問題對於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極有啟示作用，也對重新理解大躍進所採取的發展策略有重大理論意義，亟待有志之士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