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何時當上中央軍委主席？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四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一書頁26說：

根據黨史上一般的說法，毛〔澤東〕之竄升至全黨一人，實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讓他當上了軍委主席，取得了軍權，從此抓住槍桿，至死方休。其實他真正地變成全黨一人，卻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會期間，由劉少奇搞「個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

唐德剛質疑毛取得在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並非通說的在遵義會議時，而是七大，這個看法固然對，但唐氏一來把毛定於一尊的過程說得過於簡單，似乎僅靠劉搞個人崇拜，就能把毛「一手推上去」；二來未能辨正毛是否真的在遵義會議時即擔任了軍委主席。


前一個問題必須連繫延安時期的整風、審幹以及重寫黨史等政治操作，才能把問題看得真確，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第四章第三節「唯我獨尊局面的形成」析之甚詳，不在這裏多論。本文僅專就後面一個問題說幾句。

所謂毛在遵義會議時即接任了軍委主席一說，可能是典出台灣已故的中共黨史權威郭華倫所著《中共史論》。但，事實上，毛澤東並沒有在遵義會議時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由於郭氏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受到資料的限制，對於與遵義會議有關的問題，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根據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修訂版）》，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兩書的記載，毛澤東要到1936年12月才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與張國燾。再往前推，中共中央紅軍一、三軍團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與紅二十五軍團會合，並於該年11月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擔任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與彭德懷。但此時紅軍總部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只領導西北地區的紅軍。因此，即使把「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視之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前身，但真正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仍然要等到1936年12月毛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才算，絕對不會是十個月前遵義會議召開的1935年1月。

我們再考證一下原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蘇區後中共軍事指揮權的演變。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以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身分掌握領導權和指揮權，並以「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決定軍事大權。「第五次團剿」各個戰役及「長征」初期，一切行動皆由「三人團」指揮。遵義會議解散了「三人團」，恢復「軍委會」的功能，周恩來的權力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增強。其時「中央軍委」成員如下：

• 主席：朱德（紅軍總司令、政治局委員）。
  
• 副主席：周恩來（紅軍總政委、軍事指揮最後決策者、政治局常委）、王稼祥（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員）。
  
• 常委：毛澤東（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助手）。
  

據此，則毛澤東並未如同郭華倫著作中所說的，直接接替了周恩來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因為周恩來從未當過中央軍委主席（名義上沒有，但實際上曾負軍事最高責任，除三人團外，之前擔任過軍委書記及中央軍事部長）。不過，毛澤東雖然不是中央軍委主席，但是遵義會議之後，毛在軍事上的發言權顯然已經大為增強。這時，周恩來在職務上負軍事指揮的最後決定權，而毛澤東的意見也同時影響著周的決定。毛和周在軍事事宜上的這種關係，從周恩來的一段回憶中可以看出來，他說：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另外，根據鄧小平的回憶，毛澤東在後來組成的新「三人團」中確實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遵義會議後，在行軍時，鄧和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是在一起的。每天一住下來，要等每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決定紅軍的行動。鄧小平回憶說，這時在重要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人同意的。這即是說，儘管毛澤東不是軍委主席，但在軍隊指揮和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是主要起作用的人。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確實從遵義會議後逐步擴展了他的實力。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說，毛在遵義會議就當上了軍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