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有兩本值得矚目的新書上市,恰巧都是翻譯書,而原文書在國外學界都獲得好評,所以在此推介。(但翻譯品質如何,本人手中尚未有書,所以未能保證質量) |
2009年5月5日 星期二
書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及《赫魯曉夫傳》
2009年3月3日 星期二
書訊: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大風網站有班國瑞的〈前言〉與林春的〈後記〉pdf檔可下載。林春的〈後記〉寫得感情特別豐富了些;班國瑞的〈前言〉則值得一讀,在未能閱讀全書前,可獲得簡要梗概。 班國瑞在這本書評彙集的〈前言〉中,歸納整理出學界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批評大要:
班國瑞〈前言〉的其他內容,則請讀者自行閱讀。以下書訊取自大風網站。 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編者:Gregor Benton、林春 ISBN: 978-988-17302-9-9 出版社: 大風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11月 價格: HK$88.00 頁數:253頁 【內容簡介】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海外發行鋪天蓋地,被中國官方嚴厲禁止。該書造成巨大轟動,在各界讀者引起諸多爭議,本書匯集海外中國政治歷史專家的各種評論,擁有廣泛讀者市場。 【本書特色】 ☆ 本書由英國史學權威Gregor Benton(班國瑞)教授主編,所有評論均出自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國際知名專家。 ☆ 本書的評論,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在長期積累、嚴謹細緻的史料鑒別基礎上寫出,對尋求有關的歷史真實做出重要貢獻。 ☆ 本書的各中國問題專家對《毛》書寫作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提出異議,進行辯論。 Gregor Benton(班國瑞) 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春 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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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2日 星期二
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如何產生的?
在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口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本書有提及到部份過程: |
2008年5月10日 星期六
中共得知秘密報告的時間
一般認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分歧的開始,蘇共二十大閉幕當天的凌晨,即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秘密報告」,也就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主旨,在於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此舉震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
2008年4月27日 星期日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CONTINUE## 秦暉的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他打破了以1949年做為區分「新中國」與「舊中國」歷史分水嶺的傳統歷史分期/官方話語。雖然,柯文(Paul A. Cohen)早在1994年於哈佛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即已提出對於「1949年劃分線」(the 1949 divide)的質疑,認為不能只看歷史的斷裂,也要注意歷史的延續;把歷史看成完全的斷裂,即「革命改變了一切」,或看成完全的延續,即「革命什麼都沒改變」,都不是好的歷史。[註1]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也在1995年1月號的《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發表的〈中國革命的十個命題〉(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指出,1949年是歷史的分水嶺,但不是不可跨越的鴻溝(1949 was a watershed, not an unbridgeable chasm)。周並舉出有不少學者已突破「1949年障礙」(the 1949 barrier),如黃宗智(Philip Huang)、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以及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賽爾登(Mark Selden)等人。[註2]周還提到柯偉林(William Kirby)於《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一書中對「資源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在銜接1949年前與後的經濟計劃方面,是個歷史延續的重要例子,[註3]則與秦暉討論的問題有直接關連。但是,由住居於大陸的中國學人所提出的跨越1949年的歷史延續,仍然具有相當的意義。如果歷史的延續這麼重要而顯著,那麼建立在1949年劃分線基礎上的「新中國vs.舊中國」、「新社會vs.舊社會」等新舊對立、二元劃分的歷史話語,即使不是完全失效,至少也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秦暉對「官僚資本」的講法跟官方傳統講法大大地不同。如果中共原來賦與「官僚資本」邪惡本質的定義可以被修改,則中共於革命過程中所喊出來的口號,要推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其中的「官僚資本主義」大山就沒有了立足點,這對於中共的歷史詮釋,有不小的顛覆效果。 中共雖然仍堅持著兩個「歷史決議」框架內的歷史詮釋權,但民間對這套歷史詮釋霸權的挑戰,則是現在進行式。 [註1]柯文在會上的評論,由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編入《廿世紀中國:新研究途徑》論文集(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註2]周錫瑞的論文也收入華志堅編輯的《廿世紀中國:新研究途徑》論文集。 [註3]柯偉文原著1984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中譯本由江蘇人民2006年出版,譯者為陳謙平等四人。 |
2008年3月16日 星期日
「大躍進」政策決定與執行的真相有待挖掘
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大浩劫。相對於被中共「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於「大躍進」的檢討是遠為不足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文革」受難者主要有兩個備受矚目的群體,一是手上掌有「印把子」的中共各級幹部,二是手中握有「筆桿子」的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文革」大加撻伐;而「大躍進」的主要受難者則是廣大的農民,他們一來難以認識「大躍進」的真相,二來也沒辦法像知識分子那樣有充分表達的能力。第二、「文革」之後的中共領導班子,包括鄧小平在內,多半是遭受過「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對於「文革」採取徹底否定的立場本不足為奇;然而,復出的中共各級幹部固然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算過去騎在他們頭上的「四人幫」及其「餘孽」,但對於中共集體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就很難簡單否定了。中共可以對「文革」進行簡單的解釋,譬如所謂的「奸臣禍國說」,但是卻很難直接面對「大躍進」的施政錯誤,更不要說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了。易言之,從中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來看,批「文革」,易;批「大躍進」,難。##CONTINUE##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1在談到1957至1965年的錯誤時,《評毛決議》說:「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2 這個論斷來自於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鄧小平對起草《評毛決議》做出如下指示: 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3鄧小平沒有說錯,《評毛決議》說的也對,但卻都沒有明白說出為什麼已經建國九年、有一定治國經驗的中共,竟然會犯下如此嚴重的集體錯誤?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中共領導集體會同時「頭腦發熱」?沒有解釋為何大躍進會造成高達三、四千萬人死亡的嚴重大饑荒,更沒有說出大饑荒的真正原因。 中共之所以輕描淡寫地處理這段史實,乃是因為如果追究下去,不僅「大躍進」發動者毛澤東首先必須負責,其他的中共高層領導如周恩來、劉少奇、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譚震林等人必須負責,中央各部會首長如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等人必須負責,中共省級幹部如上海的柯慶施、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四川的李井泉等人必須負責,其他難以計數的基層幹部也都必須負責。換句話說,「大躍進」是中共執政正當性的最大傷口,選擇淡化和遺忘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毋寧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而在中共持續有力控制傳媒和出版的情形下,儘管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五十年,但是「大躍進」的真相仍然被相當有效地封存著,除了大陸學界努力在政治框框中謹慎地研究論斷外,一般民眾尤其是當年受害最嚴重的農村人口卻一直不清楚歷史真相。寫作《餓鬼》(Hungry Ghosts)一書的雅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在1994年訪問受災嚴重的河南省光山縣一個小村落的一名婦女,儘管這個村子經歷大蟣荒後人口從300人減至80人,這名婦女卻仍然相信到頭來還是「毛主席」拯救了他們,否則整個村子的人都得死個精光。4 同樣地,以《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享有盛名的大陸學者曹錦清在1996年訪問河南省舞陽縣藕池村時,也得到毛澤東在當地農民心目中仍然有著極高評價的心得。5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只記得「毛主席」的好,依舊把毛當做「大救星」和「好皇帝」(皆為曹錦清用語),但卻沒有追究是誰發動了造成河南省嚴重災難的「大躍進」,這說明了中共控制傳媒的成效。 因此,有必要針對《評毛決議》說不明白的地方,深入挖掘「大躍進」決策的真相,闡明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中共各級領導人推波助瀾的運動。就政治責任來說,五十年代負有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之責的各級幹部,全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註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3。 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頁26。 3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60。 4 Jasper Becker, Hunga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5. 5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272-273。曹錦清問幾位中老年農民說毛主席好還是鄧小平好,結果農民異口同聲說都好。曹又故意問道:「毛主席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弄得老百姓都很窮;鄧小平給你們分田地,讓你們發家致富,怎麼能說都好呢?」結果農民比較了「解放」前後,認為「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兵匪之災,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