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7日 星期日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

秦暉的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他打破了以1949年做為區分「新中國」與「舊中國」歷史分水嶺的傳統歷史分期/官方話語。雖然,柯文(Paul A. Cohen)早在1994年於哈佛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即已提出對於「1949年劃分線」(the 1949 divide)的質疑,認為不能只看歷史的斷裂,也要注意歷史的延續;把歷史看成完全的斷裂,即「革命改變了一切」,或看成完全的延續,即「革命什麼都沒改變」,都不是好的歷史。[註1]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也在1995年1月號的《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發表的〈中國革命的十個命題〉(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指出,1949年是歷史的分水嶺,但不是不可跨越的鴻溝(1949 was a watershed, not an unbridgeable chasm)。周並舉出有不少學者已突破「1949年障礙」(the 1949 barrier),如黃宗智(Philip Huang)、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以及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賽爾登(Mark Selden)等人。[註2]周還提到柯偉林(William Kirby)於《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一書中對「資源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在銜接1949年前與後的經濟計劃方面,是個歷史延續的重要例子,[註3]則與秦暉討論的問題有直接關連。但是,由住居於大陸的中國學人所提出的跨越1949年的歷史延續,仍然具有相當的意義。如果歷史的延續這麼重要而顯著,那麼建立在1949年劃分線基礎上的「新中國vs.舊中國」、「新社會vs.舊社會」等新舊對立、二元劃分的歷史話語,即使不是完全失效,至少也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秦暉對「官僚資本」的講法跟官方傳統講法大大地不同。如果中共原來賦與「官僚資本」邪惡本質的定義可以被修改,則中共於革命過程中所喊出來的口號,要推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其中的「官僚資本主義」大山就沒有了立足點,這對於中共的歷史詮釋,有不小的顛覆效果。
中共雖然仍堅持著兩個「歷史決議」框架內的歷史詮釋權,但民間對這套歷史詮釋霸權的挑戰,則是現在進行式。

[註1]柯文在會上的評論,由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編入《廿世紀中國:新研究途徑》論文集(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註2]周錫瑞的論文也收入華志堅編輯的《廿世紀中國:新研究途徑》論文集。
[註3]柯偉文原著1984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中譯本由江蘇人民2006年出版,譯者為陳謙平等四人。

2 則留言:

  1. 看到這個「歷史延續」的論點,讓我想起不久前看到大陸學者所寫的一篇書評,是評論Morris L. Bian.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介紹該書作者探討中國國有企業的形成同樣認為是「歷史延續」,並非只是單純的移植蘇聯模式。未能詳細翻閱該書,所以也僅能從書評略知一二。書評網址如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7-12/05/content_7196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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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秦暉應該是混淆了”官僚資本”和”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在中共早期的說法中,是指蔣宋孔陳等,他文章中所說的,國民政府接收日產和沒收民間資本,應是指國家資本.尤其後者的概念,不只是中共在用,經濟學界也是如此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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