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政策決定與執行的真相有待挖掘

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大浩劫。相對於被中共「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於「大躍進」的檢討是遠為不足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文革」受難者主要有兩個備受矚目的群體，一是手上掌有「印把子」的中共各級幹部，二是手中握有「筆桿子」的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文革」大加撻伐；而「大躍進」的主要受難者則是廣大的農民，他們一來難以認識「大躍進」的真相，二來也沒辦法像知識分子那樣有充分表達的能力。第二、「文革」之後的中共領導班子，包括鄧小平在內，多半是遭受過「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對於「文革」採取徹底否定的立場本不足為奇；然而，復出的中共各級幹部固然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算過去騎在他們頭上的「四人幫」及其「餘孽」，但對於中共集體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就很難簡單否定了。中共可以對「文革」進行簡單的解釋，譬如所謂的「奸臣禍國說」，但是卻很難直接面對「大躍進」的施政錯誤，更不要說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了。易言之，從中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來看，批「文革」，易；批「大躍進」，難。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評毛決議》）指出，中共發動「大躍進」的原因是：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1

在談到1957至1965年的錯誤時，《評毛決議》說：「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2 這個論斷來自於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鄧小平對起草《評毛決議》做出如下指示：

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3

鄧小平沒有說錯，《評毛決議》說的也對，但卻都沒有明白說出為什麼已經建國九年、有一定治國經驗的中共，竟然會犯下如此嚴重的集體錯誤？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中共領導集體會同時「頭腦發熱」？沒有解釋為何大躍進會造成高達三、四千萬人死亡的嚴重大饑荒，更沒有說出大饑荒的真正原因。
中共之所以輕描淡寫地處理這段史實，乃是因為如果追究下去，不僅「大躍進」發動者毛澤東首先必須負責，其他的中共高層領導如周恩來、劉少奇、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譚震林等人必須負責，中央各部會首長如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等人必須負責，中共省級幹部如上海的柯慶施、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四川的李井泉等人必須負責，其他難以計數的基層幹部也都必須負責。換句話說，「大躍進」是中共執政正當性的最大傷口，選擇淡化和遺忘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毋寧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而在中共持續有力控制傳媒和出版的情形下，儘管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五十年，但是「大躍進」的真相仍然被相當有效地封存著，除了大陸學界努力在政治框框中謹慎地研究論斷外，一般民眾尤其是當年受害最嚴重的農村人口卻一直不清楚歷史真相。寫作《餓鬼》（Hungry Ghosts）一書的雅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在1994年訪問受災嚴重的河南省光山縣一個小村落的一名婦女，儘管這個村子經歷大蟣荒後人口從300人減至80人，這名婦女卻仍然相信到頭來還是「毛主席」拯救了他們，否則整個村子的人都得死個精光。4 同樣地，以《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享有盛名的大陸學者曹錦清在1996年訪問河南省舞陽縣藕池村時，也得到毛澤東在當地農民心目中仍然有著極高評價的心得。5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只記得「毛主席」的好，依舊把毛當做「大救星」和「好皇帝」（皆為曹錦清用語），但卻沒有追究是誰發動了造成河南省嚴重災難的「大躍進」，這說明了中共控制傳媒的成效。
因此，有必要針對《評毛決議》說不明白的地方，深入挖掘「大躍進」決策的真相，闡明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中共各級領導人推波助瀾的運動。就政治責任來說，五十年代負有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之責的各級幹部，全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註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3。
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頁26。
3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60。
4 Jasper Becker, Hunga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5.
5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272-273。曹錦清問幾位中老年農民說毛主席好還是鄧小平好，結果農民異口同聲說都好。曹又故意問道：「毛主席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弄得老百姓都很窮；鄧小平給你們分田地，讓你們發家致富，怎麼能說都好呢？」結果農民比較了「解放」前後，認為「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兵匪之災，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