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由：關於匪共外銷烟毒套取外匯資料事

讀過陳永發老師〈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宏文者，應該對「經濟命脈」之於一個政權的存續何等重要，有深刻的印象。前一陣接觸外交部一批檔案，其中有一件可謂此題目之績集，值得提供參考。
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國大使館，於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廿七日發給外交部一則代電，指澳國外交部官員很想了解匪共外銷烟毒套取外匯的情形，特委託該館代為收集可靠資料。文中希望外交部「迅賜檢寄」上項資料，俾便「轉致運用」。在短短的代電之後，存有一份〈共匪從事國際販毒活動概況〉附件，時間註明為「五二、一○、三○」。

「數字＋類」的兩種用法

閱讀大陸文件，常會碰到「數字＋類」的用法，台灣雖然也這樣用，但沒有像大陸用得那麼特別。怎麼個特別法，請看以下具體的例子，我把看到的「數字＋類」整理出來，可大分為兩類：
一、當作集合名詞用，如「四類分子」（地、富、反、壞）、「黑四類」（同四類分子）、「五類分子」（四類分子加上右派）、「黑五類」（同五類分子）、「紅五類」等。
二、表等級、類別，有多種不同的情況：

評鄧比評毛難

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但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年譜要違反編寫慣例，從1975年編起，這不是很奇怪嗎？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中共官方最權威的《鄧小平傳》（指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出版者）迄今仍未出版，目前坊間可見的中文鄧傳，或為香港出版，或為西方人士撰寫的中譯，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寫的「大人物」傳記卻遲遲未能出版。易言之，若僅以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作傳記而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李先念、李富春都有傳，獨獨鄧小平還沒有。

1956年八屆一中的中共中央主席選舉

　　最近在看關於林彪的相關書籍，也知道許多過去沒有概念的東西。只是看到一條頗為驚訝的資料，作者在論述毛澤東對各接班人的看法以及心裡的地位時所舉的例子，大家應該都知道林彪是1958年八屆五中補選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可是毛澤東在八屆一中選舉中央主席的票是投給林彪的，對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林彪的重視。
　　不過這篇文章並沒有註解，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這篇文章由陳益南所作，收錄在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下冊，明鏡出版社2004年出版。若我對丁凱文的了解，在「林彪、軍隊、文革」一網站上可以找到他的文章，從其治學態度來看頗為嚴謹，只是不知道是否就代表收錄其文的可信度如何了。

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對照大陸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的外文著作中譯，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從中可以具體地看到在中共黨史中，哪些史實迄今仍是敏感的，不方便如實翻譯的。例如以下一段文字，出自Benjamin Yang（楊炳章）From Revolut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頁161，但郭偉（2006）中譯本沒有譯出，關鍵可能即是出在原文裡若干「太過敏感」的敘述，現將重點字句用加粗黑體字標識出來：

「白卷英雄」張鐵生當過教育部長？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台北：遠流，2005）一書頁99寫道： 「......文革時期，那位教育部長張鐵生原來就是一個在考試制度中『繳白卷』的爛考生」。

不知道唐先生的根據從何而來，查資料可以知道，1973年張鐵生在「白卷事件」後，被封為全國「教育革命的闖將」、「新生力量的代表」，被迅速提升為他所入學的遼寧鐵嶺農學院核心黨小組副組長、院黨委副書記。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這已經是他最「顯赫」的黨政資歷了，我找不到張鐵生擔任教育部長的資料。

延伸閱讀：

• 王毅，〈流氓政治及張鐵生現象〉，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17-126。
•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辭典》（香港：港龍，1993），頁417-418。
•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231-232。
• 星島環球網《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專題：〈張鐵生〉。

圖片來源：http://my.cnd.org/albums/album11/wg_zhangtiesheng.jpg

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

友人告知，日本學者竹內實所著《毛澤東傳記三種》（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227，提到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詢我是否真確。我聽後也犯疑，實未聽過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