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結論共分五點，因此我分成五篇來分享給大家。
壹、 建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
中共自建國以後，在軍事建設上以現代化及正規化作為發展的主要方向，特別是共軍在經過韓戰的洗禮後，更加體認到軍事現代化與正規化的重要。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於1952年7月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開始一連串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
在軍事現代化的部份，首先是改變純步兵戰鬥的型態，開始建設海、空軍及裝甲兵、炮兵、通信兵等現代戰爭出現的軍、兵種。尤其是中共參與韓戰後，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絕對空中優勢的打擊而造成相當大的傷亡，因此中共投入相當多人力、物力及資金在空軍建設上；海軍方面雖然經費遭到挪用，但這並非中共不重視海軍建設，只是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不能不有所取捨。
除了建立新的軍、兵種外，建立一套完整的現代國防工業體系也是軍事現代化重要一環。在老大哥蘇聯的幫助下，中共從蘇聯手中取得不少先進武器裝備甚至技術轉移，最後還與蘇聯簽訂包括火箭及核武器在內的先進武器的技術轉移協定（即《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這些協定對於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相當有成效。
在軍隊正規化方面，改造共軍存在已久的游擊習氣，是中共建國後亟欲解決的難題；同時，頒行統一的軍事條令、建立統一的制度，也很重要。然而一支現代化軍隊應該建立何種制度與頒行哪些條令規章，中共並不在行，只能求助於蘇聯。為了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蘇聯在中國派駐為數不少的顧問，據統計，當時在中國的蘇聯軍事專家與顧問總數大約有1萬人次之多。[1]在這些顧問的協助下，中共軍事正規化有明顯的進展，除了建立義務役、軍銜、薪金與勳章制度，並以蘇聯現有條令為藍本制定自己的共同條令。
以蘇為師的建軍路線是中共建國初期的基本策略，也是不得不然的策略，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相當順利的，然而學習蘇聯要到何種程度，共軍內部存在著爭議。這方面的爭議，原先僅止於學習蘇聯應秉持何種態度，最後卻演變成「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論爭。這股論爭隨著中共黨內開始反思蘇聯模式而逐漸擴大，最終使共軍內部出現「反教條主義」的路線鬥爭。這場發生在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鬥爭，使得若干支持學習蘇軍模式的中共高階將領被冠上「教條主義」帽子而遭到批判、打擊，也使日後共軍軍官在面對軍事訓練的問題上漸漸採取保守的態度，對於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無疑是很大的衝擊。而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共黨史學者叢進也認為，這場軍中「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樹立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樣板。由此為開端，軍隊內部的所謂『路線鬥爭』接連不斷」。[2]
雖然共軍內部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對共軍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造成不小的挑戰，但是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仍是共軍發展的方向，只是在中蘇關係破裂及「以我為主」觀念影響下，中共不論是在國防科技的發展及規章制度的編寫上，都需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來突破限制，而共軍最終突破了重重難關，不僅編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也成功試射「兩彈」，這些成就表明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一直是共軍的建軍路線，並沒有因為黨內或軍內鬥爭而稍有止歇。
共軍的軍事建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的挑戰，共軍直接捲入這場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在造反奪權的口號下，向來紀律嚴明、講求階級的軍隊亦無法倖免，多位高階將領被鬥倒鬥臭，逐出領導人行列；而各地的造反奪權，也讓地方黨、政機器徹底失靈，形成「天下大亂」的局面，這時毛澤東只能依賴軍隊來穩定地方秩序。軍隊介入後，中國各地造反派的武鬥逐漸被控制；但這也使得軍隊大舉介入地方事務，不僅勢力膨脹，更因為「三支兩軍」而怠於日常訓練工作，導致戰力下滑，這些情況讓中共處於新的危機之中。
這股危機隨著林彪「陰謀政變」失敗而出現轉機，在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針對共軍內部各種亂象進行整頓，首先在1972年8月21日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將參與「三支兩軍」的軍人陸續撤回部隊，結束5年的「三支兩軍」；其次則有計劃的恢復各級軍事院校，避免軍隊人才出現斷層；再次則加強軍隊訓練工作，將軍隊訓練的質與量恢復到文革前的水準。
隨後，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的鄧小平重新被毛澤東解放出來，除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事務外，同時也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來整頓軍隊。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整軍內容有共通之處，即加強共軍軍事訓練的深度；此外，鄧小平整軍的另一個重點在解決軍隊過於膨脹的問題，內容包括精簡軍隊員額、壓縮軍隊各單位領導員額。雖然這股整軍略具成效，但隨著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而告終。共軍進行新一輪的整頓一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後，才又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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