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如何產生的？

　　在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口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本書有提及到部份過程：

　　1.立傳者要有意願並進行申請，立傳的內容必須在「規定的立傳範圍」進行，至於「規定的立傳範圍」在哪不得而知。

　　2.申請得到黨組批准之後，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立傳者進行談話並錄音後，編寫組在其指導下寫出初稿，之後經過立傳者的審閱修改，編寫組則依據立傳者意見修改初稿，再送立傳者審閱，若無問題則定稿。

　　3.凡是涉及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任弼時等重要黨內領導人的，都必須審查，審查單位可能是從事黨史工作的單位或者是中宣部。審核完畢就可以出版了。

　　如此，可想而知，為什麼內容聳動的傳記或回憶錄只能跑到海外去出版。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

續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如同我在上一篇帖子談到的，大陸上對中共黨史外文書籍的翻譯，常運用減法，把「不適宜」的段落與字眼去掉。有時這種減法到了令人不解的地步，答案可能要直接請教譯者才能得知。

在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出版的，約翰‧布萊恩‧斯塔爾（John B. Starr）著《毛澤東的政治哲學》（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中，頁95與97共三處以「東歐某國」代替原文中提到的南斯拉夫，另外頁95提到「三評」時，原標題的"Is Yugoslavia a Socialist Country? "亦略去不譯。「南斯拉夫」的字眼為何如此敏感，儘管並不避諱「鐵托修正主義集團」（the Tito clique）？

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對照大陸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的外文著作中譯，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從中可以具體地看到在中共黨史中，哪些史實迄今仍是敏感的，不方便如實翻譯的。例如以下一段文字，出自Benjamin Yang（楊炳章）From Revolut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頁161，但郭偉（2006）中譯本沒有譯出，關鍵可能即是出在原文裡若干「太過敏感」的敘述，現將重點字句用加粗黑體字標識出來：

大躍進時的柯慶施是好是壞？簡評兩種史料與中共研究

由中共黨政官員的日記或回憶錄中，可看出大躍進時期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決策經過與情資掌握。其中，楊尚昆的日記中鮮少透露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見解，李銳的回憶錄則頗多後見之明。但比對二者對「他人」的記載，仍可發現一些問題。例如李銳據其「親歷」指出，從1958年南寧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柯慶施是大躍進中的關鍵人物。在李銳筆下，柯慶施的角色是毛澤東推動大躍進的主要襄贊者。但據楊尚昆所記，柯慶施實以地方大員身分，對大躍進的具體政策多有保留。

黨史著述的絕對化與籮筐主義

何方在他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2005），頁377-378，給我們提到了中共黨史著述所遵循的規則，即「絕對化」與「籮筐主義」，而這兩者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