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近期新書

今年適逢中共建政一甲子，大陸影視界有《建國大業》共襄盛舉，出版界當然也不落人後，不過經過審定出版的書，都有點大部頭、通論類的書，這類書還是交給圖書館收藏即可，不過有興趣者還是可以搜尋「輝煌歷程——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重點書系」、「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種重點圖書」，即可略知一二。不過重新再版的的舊書也不少，如人民出版社就重新再版原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的中國」那套書1949～1989的部分（即《凱歌行進的時期》等冊），過去向隅者，可以趁此購進。以下就推介一些，本人比較偏愛的類型或作者的書，其中若有疏漏還多請見諒、指教。

書訊:「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由鮑彤之子鮑樸整理趙紫陽生前遭軟禁期間的秘密錄音，而後在台灣出版的《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一書（時報出版），其中記載了趙紫陽對中共鎮壓「六四」決策過程的了解、在六四事件問題上趙紫陽認為自己和鄧小平的立場歧異之處，以及之後其個人對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期待，其實頗多早已為香港新聞工作者與海外中、西學者所揭露。惟其中，在序文和趙的錄音紀錄內文裡，仍有許多重要的論點和敘述，值得特別的關注：

書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及《赫魯曉夫傳》

這個月有兩本值得矚目的新書上市，恰巧都是翻譯書，而原文書在國外學界都獲得好評，所以在此推介。（但翻譯品質如何，本人手中尚未有書，所以未能保證質量）

1.《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星克爾出版公司；原文：Mao’s last revolution
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和Michael Schoenhals（沈邁克）的作品，應該不用多說。中文版由唐少傑校訂，以下是參考網址：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new_page_17.htm


2. 《赫魯曉夫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文：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作者：William Taubman
此書在國外曾獲得2004年的普立茲獎，被譽為到目前為止英語世界最好的赫魯曉夫傳記。會推介此書，是因為看過作者William Taubman曾發表過Khrushchev v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的論文，書中也有提及中蘇關係、20大等，都是影響黨史的大事，所以值得一閱。不過是在大陸出版，看得時候還是對著原文會比較放心。

書訊：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大風網站有班國瑞的〈前言〉與林春的〈後記〉pdf檔可下載。林春的〈後記〉寫得感情特別豐富了些；班國瑞的〈前言〉則值得一讀，在未能閱讀全書前，可獲得簡要梗概。 

班國瑞在這本書評彙集的〈前言〉中，歸納整理出學界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批評大要：

• 故意歪曲歷史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 根據自己的目的選擇性地使用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完全無視；
• 對毛澤東進行誹謗，並把這些誹謗裝扮成證據確鑿的事實；
• 給一些需要作出判斷的證據加上註腳，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真實，然而經不住對其來源的進一步核查；
• 引用資料斷章取義；
• 不適當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資料；
• 使用推測作為確定無疑的事實；
• 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者根本沒有證據就輕率地做出絕對的結論；
• 「破除」的一些「神話」其實能被證明根本不是神話，而是確鑿的事實；
• 「震驚世界」的發現被證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來的陳年舊貨等等。
  

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如何產生的？

　　在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口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本書有提及到部份過程：

　　1.立傳者要有意願並進行申請，立傳的內容必須在「規定的立傳範圍」進行，至於「規定的立傳範圍」在哪不得而知。

　　2.申請得到黨組批准之後，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立傳者進行談話並錄音後，編寫組在其指導下寫出初稿，之後經過立傳者的審閱修改，編寫組則依據立傳者意見修改初稿，再送立傳者審閱，若無問題則定稿。

　　3.凡是涉及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任弼時等重要黨內領導人的，都必須審查，審查單位可能是從事黨史工作的單位或者是中宣部。審核完畢就可以出版了。

　　如此，可想而知，為什麼內容聳動的傳記或回憶錄只能跑到海外去出版。

中共得知秘密報告的時間

一般認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分歧的開始，蘇共二十大閉幕當天的凌晨，即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秘密報告」，也就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主旨，在於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此舉震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根據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紀錄，三月十日紐約時報披露秘密報告全文，新華社根據紐約時報的刊載，翻譯了秘密報告。三月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根據新華社的翻譯做討論。[1]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