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伍、 毛澤東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通過延安整風所形塑的「一貫正確」形象，加上中共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贏得內戰的勝利，這使得毛澤東在共軍行伍中有著崇高的聲望，對於內部山頭林立的共軍而言，毛澤東是唯一能夠有效統領者，因此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前，一直擔任共軍最高領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因此毛澤東對於共軍軍事路線的影響無疑是相當巨大的。

共軍在推行三大制度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於兵役採義務役制，施行幹部薪金制與推動軍銜制是有相當意見的，即便共軍在1955年時正式施行三大制度，毛澤東始終對於三大制度提出質疑。在毛澤東的運作下，共軍軍銜制甚至在1965年時被取消，直到1988年時才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重新推行軍銜制。

而共軍對於學習蘇聯過程中產生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最後提出「以我為主」的建軍路線，在這過程中毛澤東亦扮演重要角色。最明顯的例子是共軍編寫軍事條令，在毛澤東的要求下，共軍的戰鬥條令的編寫，擺脫了照搬蘇軍經驗、作法的情況，大幅添入共軍原有的經驗與「毛澤東軍事思想」。這些「以我為主」的作法，若無毛澤東在背後大力支持，恐將以發共軍另一輪的爭論。而在武器研發的部份，因大躍進失敗而造成中共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造成中共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核武器研製工作展開爭論，雖然經濟困頓，但毛澤東基於各種考量，仍然堅持核武器研製工作不能中斷；在毛澤東明確表態之下，中共核武器的研製才未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中斷，繼而在1964年10月成功試爆核子彈。

從上面的幾個例子可看出，毛澤東對於中共軍事路線的發展是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在討論共軍的軍事路線時，對於毛澤東當時的意向仍需兼顧。

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的關連

肆、 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的關連

中共建國後軍事路線的開展，主要是以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輔以革命化的方式進行，這條軍事路線，是吸取蘇軍經驗，再配合共軍自建軍以來的傳統加以融合而成，無論是彭德懷或林彪，在領導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有關軍事建設上都沿著這條路線來進行。

但中共歷次黨內鬥爭，涉及到軍事部份，都會提到共軍在軍事建設上面臨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如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會後決議上，不僅將向蘇軍學習與「教條主義」連繫起來，同時把它形容為「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這個作法將中共建國以來的軍事建設幻化成「無產階級軍事路線與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稱「這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貫穿著我軍30多年的歷史」。而中共軍隊內部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並未隨著蕭克等人遭受打擊而結束，彭德懷、羅瑞卿以及林彪遭到整肅、批鬥時，也都被指為在軍隊內部推展「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但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者間如何區分，中共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儼然成為對黨內鬥爭失敗者所安置的罪名，因為在中共「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下，從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發展的事物都被看成是敵對的概念，也是中共階級敵人具有的想法，這些資產階級敵人所推動的軍事路線，就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也成為被指為是資產階級的共軍將領所擁有的罪名。由此可看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者間不存在著實質的概念，完全依據黨內鬥爭的情勢發展而調整。

本文根據中共官方史料與學者研究資料進行整理後發現，中共建國後到毛澤東過世期間，對於共軍內部是否存在著「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基本上是可以否定的。彭德懷、林彪等一眾中共高階將領，在共軍內部任職時，對於共軍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抱持肯定的看法，但同時也重視共軍的「傳統」，即軍隊的政治工作、並堅持共軍傳統的黨委制、政治委員制等制度，或許在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的比例上，不同負責人有不同的作法，然而在軍隊領導態度上卻是一致的，即強調黨指揮槍、黨委領導。因此筆者認同齊茂吉所指出的，共軍的軍事路線不存在路線鬥爭的說法，共軍的軍事建設仍沿著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的發展步調。

所以中共的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問題相牽扯，與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是有相當的密切關係，但即便是黨內權力鬥爭後造成人事更迭的情況出現，共軍的軍事建設路線並未因此受到影響，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仍是共軍的軍事路線主軸。

共軍建軍路線中的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關係

參、 共軍建軍路線中的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關係

中共現有文獻在討論共軍的軍事建設上，大多將彭德懷與林彪形容為兩個強烈對比，以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強調共軍要加強現代化、正規化的廣度與深度，對比林彪主張「人」的因素第一、只重視軍隊政治工作。

然而要澄清的是，彭德懷在推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過程中，仍強調軍隊革命化傳統，在共軍是否學習蘇聯「一長制」爭論上，彭德懷雖一度有所動搖，但最終仍堅持共軍的領導應以「黨委集體領導下首長分工負責制」為主；對於軍隊政治工作，彭德懷也表示肯定，並同毛澤東的看法相同，即認為「政治工作已經成為我軍的生命線」。[1]因此在對軍隊政治工作上，彭德懷與林彪的看法應是一致的，都認為在軍隊內部推展政治工作有助於軍隊的團結一致，也有助於提升部隊士氣，進而提高部隊戰鬥力。

林彪與彭德懷在推動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最大的差異在於林彪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的作用，為方便學習與推廣，林彪將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對日後中共政治造成深遠影響，因此中共在審視林彪的罪狀時，便特別強調林彪鼓吹政治工作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當強調軍隊政治工作有負面的效果時，為避免造成混淆，彭德懷對於軍隊政治工作的看法便很少被提及了。

雖然林彪在1963年9月後因為身體因素而暫時休養，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然而對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部份，林彪是支持的，中共在1960年代導彈與原子彈試射（爆）的成功，以及撰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林彪基本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後來中共官方史書在書寫這段歷史時，則強調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功勞，甚少提到林彪的作為。

這些方式都使得外人在討論中共建國後的建軍路線時，容易將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分割開來，從而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即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致力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然而廬山會議上林彪展現其政治野心批鬥彭德懷，在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開始主張「政治掛帥」、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為日後陰謀發動政變立下基礎。在沒有詳實的資料佐證下，這樣的觀念便容易被接受，而使真相被埋沒在浩瀚的書卷之中。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共軍的軍事路線雖然是以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作為路線主軸，但這並不代表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三者間是彼此相容而不相互排斥的。彭德懷與林彪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對於革命化的「紅」與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專」兩者間比重有所不同，彭德懷相較於林彪而言，主張提高軍事訓練的比重，而林彪則認為，政治教育等「紅」的作法應當佔整體軍隊工作的三成、甚至是四成。因此在討論共軍的軍事路線時，爭論的焦點不是在於執行的路線究竟是「紅」的路線或「專」的路線上，而是在「紅」與「專」兩者比重上，孰輕孰重的問題，「紅」與「專」之間的比重沒有一個明確標準，所產生的結果是：共軍高階將領不堅持或忽視「紅」的建軍路線者，往往被鬥倒，淪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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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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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路線的變化與黨內鬥爭的關連

貳、 軍事路線的變化與黨內鬥爭的關連

經過三灣改編及古田會議的召開，中共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透過「將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及軍隊設立黨代表（政治委員）的辦法，牢牢控制著軍隊。這些作法使得軍隊的官兵大量加入中國共產黨，讓黨軍一體更為明顯。[1]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解放軍的高層領導幾乎是重疊的，呈現黨軍菁英一體，[2]因此中共的黨內鬥爭，軍隊高層將領很難置身事外。

中共建國後第一起黨內鬥爭是高崗事件。由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黨、政運作上的分歧，使毛澤東一度有以高崗取代劉少奇的打算，然而高崗活動過於頻繁的結果，使毛澤東的「以高代劉」計劃過早曝光而胎死腹中，最終也讓高崗身敗名裂而自殺。這起事件引發毛澤東注意的是高崗拉攏共軍高層將領，這與1960年代劉少奇與賀龍、羅瑞卿關係過於密切引發毛澤東的緊張是一樣道理。在高崗事件中，林彪本來已決定支持高崗，林彪的表態將可能使共軍陷於分裂，然而毛澤東最終決定保護林彪，派陳雲至杭州向林彪「交底」，這作法使共軍高層將領基本上未陷入高崗事件的政治風暴中；然而為了處理高崗事件所帶來的政治效應，使得原定1954年推動的三大制度被迫順延到1955年。

除了三大制度的推動被迫延後外，高崗事件也牽扯到共軍高層將領，本文第三章提到彭德懷及林彪同高崗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高崗密謀鬥倒劉少奇與周恩來時，曾企圖拉攏彭、林兩人，為避免效應擴大，毛澤東急派鄧小平與陳雲分別做彭、林兩人的「工作」，這樣就避免共軍高層將領陷入「高饒反黨集團」的泥淖之中。然而高崗是陜北紅軍的代表，建國後曾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與軍隊的牽連頗深，這使得共軍將領無可避免的受到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軍銜授予上。

本文在第三章討論共軍進行軍事正規化的措施中，曾針對軍銜頒授做一詳實介紹，當時參與軍銜評定工作的宋任窮在所撰寫的回憶錄提到評定軍銜過程中所需注意到的各方面問題，[3]其中強調軍銜評定需要注意到「各個方面軍幹部的相對平衡」。這也讓一些相關書籍在討論上將軍銜的評定問題上，都會提到陜北紅軍的問題，如徐平在《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中提到，因為陜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謝子長先後逝世，為了保留一席「上將」職位給予陜北紅軍的領導人，不得已情況下將已轉職到地方工作，並未參與1952年軍隊評級的原紅三十軍軍長閻紅彥重新安插到軍隊系統上，任成都軍區第一副政委，並在1955年的首次授銜上被授予「上將」。[4]

然而大多數中共現有文獻並未提到，除了閻紅彥之外，當時共軍現役高階將領中，還有一位名為賀晉年的軍隊幹部出身陜北紅軍體系，且在1952年的軍隊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擔任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中共1955年評定軍銜的標準，主要是以1952年的軍隊評級結果做為授銜依據，1955年1月中共中央軍委公布《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內容提到「副兵團、准兵團級，多數可評為中將」；[5]另外從資料上來看，1952年被評為「副兵團級」的共軍幹部中，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有李克農等19人、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有蕭向榮等22人，但有一個人非常特殊，僅被授予「少將」軍銜，此人便是賀晉年。

以賀晉年在共軍的資歷，1936年即出任陜北紅軍系統的紅二十七軍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擔任東北野戰軍第11縱隊（後改為第四野戰軍第48軍）司令員、四野15兵團副司令員，中共建國初期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這些顯赫資歷讓賀晉年在1952年的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該級別的將領，不是「上將」就是「中將」，以賀晉年的資歷加上派系山頭的考量，授「上將」軍銜是實至名歸的，然而為何最終僅被授予「少將」軍銜並特地將已不在軍隊任職的閻紅彥作為陜北紅軍的「上將」代表，這與賀晉年涉入1954年高崗事件有極大關係。1954年高崗事件後，賀晉年被認為是「高崗線上的人」，被免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送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因為高崗事件的問題，1955年授銜時賀晉年最先是被評為「大校」，之後在經賀龍等人的說情下，毛澤東才說：「賀晉年怎麼能是大校呢？最起碼他也是個少將吧」，這才讓賀晉年進入「將軍」行列中，然而中共在1955年評定軍銜後，就再也未進行「中將」以上的人事晉升；1965年中共便廢除軍銜制，即便後來查清賀晉年並非與高崗有直接的連繫，賀晉年仍始終是「少將」軍銜。[6]從賀晉年的例子可以看出，軍事正規化重要的四大制度不僅受「高崗事件」影響而延後推行，即便制度推行後仍因為黨內鬥爭等考量，未給予每個人應得的公平待遇。

廬山會議對中共政治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不僅使原定對「大躍進」運動的「糾左」轉變成「反右傾」，造成1959-1961年中國出現三年大饑荒；此外由於彭德懷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處於敏感的位置，因此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緊接著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重點即在糾出共軍內部的「彭德懷軍事俱樂部」成員，會議最終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上任後雖對於共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仍表達支持，但相較於彭德懷，林彪更強調政治工作對軍隊的作用，並大力推廣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轉變對於共軍的建軍路線影響深遠，藉由政治工作的加強，對於穩定「大躍進」運動失敗而造成軍隊內部思想混亂起了相當重要的功用，然而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及「政治掛帥」的結果，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成為日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礎；而雖然林彪在談話中始終認為軍事訓練應當保持一定比例，但強調政治工作的功用、加上1958年共軍内部進行「反教條主義」運動，無形中都讓共軍內部對日常軍事訓練的進行感到遲疑，對共軍的軍事正規化是有一定傷害的。

文化大革命對共軍的影響更是巨大，在「造反有理」的思維下，軍隊各機關單位都出現造反派，許多高階將領被糾鬥，軍隊進行文革的結果是國防科技研發的延宕，以及軍隊日常訓練停滯、甚至倒退；而毛澤東下令軍隊進行「三支兩軍」的結果，使軍隊更不能專注於軍事事務上。而軍人大舉介入非軍事事務的結果，導致中共九大所選出的279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中，現役軍人佔123人，在政治局21位委員中，軍隊勢力 有11人，[7]這種不正常情況成為日後中共進行軍隊整頓的重點。

913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葉劍英與鄧小平先後就軍隊的種種亂象進行整頓，內容主要在加強軍隊訓練以及精簡軍隊員額，試圖將軍事建設導向正常的發展方向，在將近4年的努力下，軍隊整頓略具成效，然而隨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及毛澤東過世後中共內部出現權力繼承鬥爭，軍隊整頓工作暫時停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擊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後，才又開始新一輪的軍隊整頓。鄧小平主政後改變毛澤東「人民戰爭」的傳統思維，進行人員整頓、大量裁軍，「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成為1980年代共軍的建軍方向。

中共黨內鬥爭之所以對軍事路線產生影響，最大主因在於黨內鬥爭造成人事上的更迭，不同的軍隊領導人對於軍隊的建設方向有不同的解讀，從而造成軍事建設的方向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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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發展黨員，加上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勦，使得黨和軍隊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5-7。

[2] 以1955年中共首次授銜為例，原屬國民黨將領，後因起義投誠而轉任共軍將級以上的軍官僅7人，這7人分別為：陳明仁、陶峙岳、董其武，此3人授上將銜；曾澤生，此人授中將銜；鄧兆祥、張全珍、巍鎮，此3人授少將銜。除去此7人，共軍在1955年首次授銜少將級以上將領均為共產黨籍。

[3]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322-323。

[4]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第二版），頁44-45。

[5] 轉引自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頁38。

[6] 〈關於開國少將賀晉年的軍銜問題〉，《新浪博客》，2010年12月22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08ac010007c0.html。

[7] 李厚生，〈「文革」時期共軍在地方的政治角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硏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56。另外邁斯納在其書提到，軍隊幹部佔中委及候補委員的比例為49%，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322。此11人為：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謝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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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

在論文口試結束後，關老師邀請我將結論放到《﹝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跟大家分享。我的論點可能不太純熟、也可能會有誤解之處，不過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似乎也不錯，所以決定貼上來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

本論文結論共分五點，因此我分成五篇來分享給大家。

壹、 建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

中共自建國以後，在軍事建設上以現代化及正規化作為發展的主要方向，特別是共軍在經過韓戰的洗禮後，更加體認到軍事現代化與正規化的重要。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於1952年7月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開始一連串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

在軍事現代化的部份，首先是改變純步兵戰鬥的型態，開始建設海、空軍及裝甲兵、炮兵、通信兵等現代戰爭出現的軍、兵種。尤其是中共參與韓戰後，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絕對空中優勢的打擊而造成相當大的傷亡，因此中共投入相當多人力、物力及資金在空軍建設上；海軍方面雖然經費遭到挪用，但這並非中共不重視海軍建設，只是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不能不有所取捨。

除了建立新的軍、兵種外，建立一套完整的現代國防工業體系也是軍事現代化重要一環。在老大哥蘇聯的幫助下，中共從蘇聯手中取得不少先進武器裝備甚至技術轉移，最後還與蘇聯簽訂包括火箭及核武器在內的先進武器的技術轉移協定（即《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這些協定對於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相當有成效。

在軍隊正規化方面，改造共軍存在已久的游擊習氣，是中共建國後亟欲解決的難題；同時，頒行統一的軍事條令、建立統一的制度，也很重要。然而一支現代化軍隊應該建立何種制度與頒行哪些條令規章，中共並不在行，只能求助於蘇聯。為了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蘇聯在中國派駐為數不少的顧問，據統計，當時在中國的蘇聯軍事專家與顧問總數大約有1萬人次之多。[1]在這些顧問的協助下，中共軍事正規化有明顯的進展，除了建立義務役、軍銜、薪金與勳章制度，並以蘇聯現有條令為藍本制定自己的共同條令。

以蘇為師的建軍路線是中共建國初期的基本策略，也是不得不然的策略，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相當順利的，然而學習蘇聯要到何種程度，共軍內部存在著爭議。這方面的爭議，原先僅止於學習蘇聯應秉持何種態度，最後卻演變成「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論爭。這股論爭隨著中共黨內開始反思蘇聯模式而逐漸擴大，最終使共軍內部出現「反教條主義」的路線鬥爭。這場發生在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鬥爭，使得若干支持學習蘇軍模式的中共高階將領被冠上「教條主義」帽子而遭到批判、打擊，也使日後共軍軍官在面對軍事訓練的問題上漸漸採取保守的態度，對於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無疑是很大的衝擊。而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共黨史學者叢進也認為，這場軍中「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樹立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樣板。由此為開端，軍隊內部的所謂『路線鬥爭』接連不斷」。[2]

雖然共軍內部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對共軍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造成不小的挑戰，但是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仍是共軍發展的方向，只是在中蘇關係破裂及「以我為主」觀念影響下，中共不論是在國防科技的發展及規章制度的編寫上，都需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來突破限制，而共軍最終突破了重重難關，不僅編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也成功試射「兩彈」，這些成就表明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一直是共軍的建軍路線，並沒有因為黨內或軍內鬥爭而稍有止歇。

共軍的軍事建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的挑戰，共軍直接捲入這場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在造反奪權的口號下，向來紀律嚴明、講求階級的軍隊亦無法倖免，多位高階將領被鬥倒鬥臭，逐出領導人行列；而各地的造反奪權，也讓地方黨、政機器徹底失靈，形成「天下大亂」的局面，這時毛澤東只能依賴軍隊來穩定地方秩序。軍隊介入後，中國各地造反派的武鬥逐漸被控制；但這也使得軍隊大舉介入地方事務，不僅勢力膨脹，更因為「三支兩軍」而怠於日常訓練工作，導致戰力下滑，這些情況讓中共處於新的危機之中。

這股危機隨著林彪「陰謀政變」失敗而出現轉機，在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針對共軍內部各種亂象進行整頓，首先在1972年8月21日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將參與「三支兩軍」的軍人陸續撤回部隊，結束5年的「三支兩軍」；其次則有計劃的恢復各級軍事院校，避免軍隊人才出現斷層；再次則加強軍隊訓練工作，將軍隊訓練的質與量恢復到文革前的水準。

隨後，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的鄧小平重新被毛澤東解放出來，除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事務外，同時也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來整頓軍隊。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整軍內容有共通之處，即加強共軍軍事訓練的深度；此外，鄧小平整軍的另一個重點在解決軍隊過於膨脹的問題，內容包括精簡軍隊員額、壓縮軍隊各單位領導員額。雖然這股整軍略具成效，但隨著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而告終。共軍進行新一輪的整頓一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後，才又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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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115。

[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217。

書訊：近期新書

今年適逢中共建政一甲子，大陸影視界有《建國大業》共襄盛舉，出版界當然也不落人後，不過經過審定出版的書，都有點大部頭、通論類的書，這類書還是交給圖書館收藏即可，不過有興趣者還是可以搜尋「輝煌歷程——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重點書系」、「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種重點圖書」，即可略知一二。不過重新再版的的舊書也不少，如人民出版社就重新再版原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的中國」那套書1949～1989的部分（即《凱歌行進的時期》等冊），過去向隅者，可以趁此購進。以下就推介一些，本人比較偏愛的類型或作者的書，其中若有疏漏還多請見諒、指教。

書訊:「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由鮑彤之子鮑樸整理趙紫陽生前遭軟禁期間的秘密錄音，而後在台灣出版的《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一書（時報出版），其中記載了趙紫陽對中共鎮壓「六四」決策過程的了解、在六四事件問題上趙紫陽認為自己和鄧小平的立場歧異之處，以及之後其個人對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期待，其實頗多早已為香港新聞工作者與海外中、西學者所揭露。惟其中，在序文和趙的錄音紀錄內文裡，仍有許多重要的論點和敘述，值得特別的關注：

書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及《赫魯曉夫傳》

這個月有兩本值得矚目的新書上市，恰巧都是翻譯書，而原文書在國外學界都獲得好評，所以在此推介。（但翻譯品質如何，本人手中尚未有書，所以未能保證質量）

1.《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星克爾出版公司；原文：Mao’s last revolution
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和Michael Schoenhals（沈邁克）的作品，應該不用多說。中文版由唐少傑校訂，以下是參考網址：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new_page_17.htm


2. 《赫魯曉夫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文：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作者：William Taubman
此書在國外曾獲得2004年的普立茲獎，被譽為到目前為止英語世界最好的赫魯曉夫傳記。會推介此書，是因為看過作者William Taubman曾發表過Khrushchev v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的論文，書中也有提及中蘇關係、20大等，都是影響黨史的大事，所以值得一閱。不過是在大陸出版，看得時候還是對著原文會比較放心。

書訊：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大風網站有班國瑞的〈前言〉與林春的〈後記〉pdf檔可下載。林春的〈後記〉寫得感情特別豐富了些；班國瑞的〈前言〉則值得一讀，在未能閱讀全書前，可獲得簡要梗概。 

班國瑞在這本書評彙集的〈前言〉中，歸納整理出學界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批評大要：

• 故意歪曲歷史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 根據自己的目的選擇性地使用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完全無視；
• 對毛澤東進行誹謗，並把這些誹謗裝扮成證據確鑿的事實；
• 給一些需要作出判斷的證據加上註腳，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真實，然而經不住對其來源的進一步核查；
• 引用資料斷章取義；
• 不適當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資料；
• 使用推測作為確定無疑的事實；
• 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者根本沒有證據就輕率地做出絕對的結論；
• 「破除」的一些「神話」其實能被證明根本不是神話，而是確鑿的事實；
• 「震驚世界」的發現被證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來的陳年舊貨等等。
  

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如何產生的？

　　在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口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本書有提及到部份過程：

　　1.立傳者要有意願並進行申請，立傳的內容必須在「規定的立傳範圍」進行，至於「規定的立傳範圍」在哪不得而知。

　　2.申請得到黨組批准之後，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立傳者進行談話並錄音後，編寫組在其指導下寫出初稿，之後經過立傳者的審閱修改，編寫組則依據立傳者意見修改初稿，再送立傳者審閱，若無問題則定稿。

　　3.凡是涉及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任弼時等重要黨內領導人的，都必須審查，審查單位可能是從事黨史工作的單位或者是中宣部。審核完畢就可以出版了。

　　如此，可想而知，為什麼內容聳動的傳記或回憶錄只能跑到海外去出版。

中共得知秘密報告的時間

一般認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分歧的開始，蘇共二十大閉幕當天的凌晨，即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秘密報告」，也就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主旨，在於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此舉震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根據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紀錄，三月十日紐約時報披露秘密報告全文，新華社根據紐約時報的刊載，翻譯了秘密報告。三月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根據新華社的翻譯做討論。[1]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

「大躍進」政策決定與執行的真相有待挖掘

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大浩劫。相對於被中共「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於「大躍進」的檢討是遠為不足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文革」受難者主要有兩個備受矚目的群體，一是手上掌有「印把子」的中共各級幹部，二是手中握有「筆桿子」的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文革」大加撻伐；而「大躍進」的主要受難者則是廣大的農民，他們一來難以認識「大躍進」的真相，二來也沒辦法像知識分子那樣有充分表達的能力。第二、「文革」之後的中共領導班子，包括鄧小平在內，多半是遭受過「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對於「文革」採取徹底否定的立場本不足為奇；然而，復出的中共各級幹部固然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算過去騎在他們頭上的「四人幫」及其「餘孽」，但對於中共集體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就很難簡單否定了。中共可以對「文革」進行簡單的解釋，譬如所謂的「奸臣禍國說」，但是卻很難直接面對「大躍進」的施政錯誤，更不要說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了。易言之，從中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來看，批「文革」，易；批「大躍進」，難。

（新書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偶然看到某日本學者網站上貼出的消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網站上都還沒看到。這套書之前就有耳聞過，現在終於要出版了。作者陣容蠻強的，而且在香港出版應該可以免去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各卷的作者及書名如下：

毛澤東對身後事有先見之明？

1956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嚴厲地批判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個人崇拜、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的錯誤，由此開啟了中蘇共爾後長年紛擾不斷的爭論。
當年，中蘇共雙方對於斯大林功過方面有著重大的分歧。毛澤東認為在批評斯大林時不能「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功過應該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結起來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由於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乃前無古人，所以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難免的。

趙紫陽曾經誤導毛澤東

圖片來源：http://chinaway.org/zzy2004101785/zzy0.jpg

改革開放以來，趙紫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是正面形象。尤其在八九民運之後，他更與大陸的民主化連結在一起，幾乎有了某種神聖性。但是，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看到某個階段。趙的改革形象，不應掩蓋他早年的「左」。

毛澤東未留洋的兩重性

　　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究竟以馬克思主義為源，或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源，或者是兩源論？我以為一般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忽視了毛並未留洋的事實。
　　毛澤東思想取經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最主要的分別是階級鬥爭和建黨學說。也就是說，毛借鑒於西方與俄國的，剛好是共產主義革命核心原理的部分；至於具體的革命原則和策略，除統一戰線亦受列寧學說影響外，其他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則主要源出於中國文化傳統和具體的革命經驗。舉例言之，孫子兵法之於毛澤東兵學的關係，遠交近攻與統戰觀點的聯繫，群眾路線強調領導精英與群眾之間直接的面對面垂直溝通，來自於中共在農村根據地面對著廣大文化程度很低的農民等。

與王作榮先生談中共黨史

王作榮先生在二○○一年十月廿三日「聯合報」民意論壇寫的「李前總統走的是毛故主席的路線」，文中比對晚年毛澤東與晚年李登輝，主旨是曾經叱吒風雲的高齡人物最好不要再戀棧政治，否則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堪聞問。筆者同意王作榮論點，但文中有關中共的若干敘述不合史實，不能不在此辨正，以免以訛傳訛。（王作榮原文與中共黨史相關部分附於本文末尾）

大躍進死亡的人數？

資料來源：多維網

　　金小丁：「餓死三千萬」質疑（一）
　　金小丁：「餓死三千萬」質疑（二）

　　作者金小丁認為，西方學者與媒體宣傳，三年大飢荒至少餓死三千萬人，似乎已經成為主流共識。但本文通過對《大飢荒檔案》等資料的分析，認為餓死三千萬甚說法缺乏科學依據，是不可信的。

　　作者似乎同意中國非正常死亡數，當在一千萬左右。

　　姑且不論讀者是否同意，但全文的內容翔實，論證清晰，真是好文章。

洛杉磯舉行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

美國二十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亞洲研究中心，以及華人圖書館協會南加州分會，聯合主辦了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於2007年6月29-30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蒙特利公園市立圖書館舉行，主要負責籌備大會的是基金會代執行主任宋永毅。

會議為期兩天，近百人熱烈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為什麼大多數知識分子竟然低頭認罪？反右遭殃的人究竟有多少？

從《多維網》的介紹來看，兩天的會議除了學者的論文發表外，也有一些「右派」的親身經歷和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