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

毛澤東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2011-01-18T20:28:00.001+08:00

伍、 毛澤東對中共軍事路線的影響

通過延安整風所形塑的「一貫正確」形象，加上中共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贏得內戰的勝利，這使得毛澤東在共軍行伍中有著崇高的聲望，對於內部山頭林立的共軍而言，毛澤東是唯一能夠有效統領者，因此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前，一直擔任共軍最高領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因此毛澤東對於共軍軍事路線的影響無疑是相當巨大的。

共軍在推行三大制度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於兵役採義務役制，施行幹部薪金制與推動軍銜制是有相當意見的，即便共軍在1955年時正式施行三大制度，毛澤東始終對於三大制度提出質疑。在毛澤東的運作下，共軍軍銜制甚至在1965年時被取消，直到1988年時才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重新推行軍銜制。

而共軍對於學習蘇聯過程中產生的教條主義進行批判，最後提出「以我為主」的建軍路線，在這過程中毛澤東亦扮演重要角色。最明顯的例子是共軍編寫軍事條令，在毛澤東的要求下，共軍的戰鬥條令的編寫，擺脫了照搬蘇軍經驗、作法的情況，大幅添入共軍原有的經驗與「毛澤東軍事思想」。這些「以我為主」的作法，若無毛澤東在背後大力支持，恐將以發共軍另一輪的爭論。而在武器研發的部份，因大躍進失敗而造成中共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造成中共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核武器研製工作展開爭論，雖然經濟困頓，但毛澤東基於各種考量，仍然堅持核武器研製工作不能中斷；在毛澤東明確表態之下，中共核武器的研製才未受到外在因素影響而中斷，繼而在1964年10月成功試爆核子彈。

從上面的幾個例子可看出，毛澤東對於中共軍事路線的發展是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在討論共軍的軍事路線時，對於毛澤東當時的意向仍需兼顧。

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的關連

2011-01-18T20:27:00.004+08:00

肆、 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的關連

中共建國後軍事路線的開展，主要是以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輔以革命化的方式進行，這條軍事路線，是吸取蘇軍經驗，再配合共軍自建軍以來的傳統加以融合而成，無論是彭德懷或林彪，在領導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有關軍事建設上都沿著這條路線來進行。

但中共歷次黨內鬥爭，涉及到軍事部份，都會提到共軍在軍事建設上面臨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如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會後決議上，不僅將向蘇軍學習與「教條主義」連繫起來，同時把它形容為「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這個作法將中共建國以來的軍事建設幻化成「無產階級軍事路線與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鬥爭」，並稱「這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貫穿著我軍30多年的歷史」。而中共軍隊內部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並未隨著蕭克等人遭受打擊而結束，彭德懷、羅瑞卿以及林彪遭到整肅、批鬥時，也都被指為在軍隊內部推展「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但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者間如何區分，中共似乎沒有一定的標準，「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儼然成為對黨內鬥爭失敗者所安置的罪名，因為在中共「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下，從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發展的事物都被看成是敵對的概念，也是中共階級敵人具有的想法，這些資產階級敵人所推動的軍事路線，就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也成為被指為是資產階級的共軍將領所擁有的罪名。由此可看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者間不存在著實質的概念，完全依據黨內鬥爭的情勢發展而調整。

本文根據中共官方史料與學者研究資料進行整理後發現，中共建國後到毛澤東過世期間，對於共軍內部是否存在著「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與「無產階級軍事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基本上是可以否定的。彭德懷、林彪等一眾中共高階將領，在共軍內部任職時，對於共軍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抱持肯定的看法，但同時也重視共軍的「傳統」，即軍隊的政治工作、並堅持共軍傳統的黨委制、政治委員制等制度，或許在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的比例上，不同負責人有不同的作法，然而在軍隊領導態度上卻是一致的，即強調黨指揮槍、黨委領導。因此筆者認同齊茂吉所指出的，共軍的軍事路線不存在路線鬥爭的說法，共軍的軍事建設仍沿著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的發展步調。

所以中共的軍事路線與路線鬥爭問題相牽扯，與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是有相當的密切關係，但即便是黨內權力鬥爭後造成人事更迭的情況出現，共軍的軍事建設路線並未因此受到影響，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仍是共軍的軍事路線主軸。

共軍建軍路線中的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關係

2011-01-18T20:25:00.003+08:00

參、 共軍建軍路線中的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關係

中共現有文獻在討論共軍的軍事建設上，大多將彭德懷與林彪形容為兩個強烈對比，以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強調共軍要加強現代化、正規化的廣度與深度，對比林彪主張「人」的因素第一、只重視軍隊政治工作。

然而要澄清的是，彭德懷在推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過程中，仍強調軍隊革命化傳統，在共軍是否學習蘇聯「一長制」爭論上，彭德懷雖一度有所動搖，但最終仍堅持共軍的領導應以「黨委集體領導下首長分工負責制」為主；對於軍隊政治工作，彭德懷也表示肯定，並同毛澤東的看法相同，即認為「政治工作已經成為我軍的生命線」。[1]因此在對軍隊政治工作上，彭德懷與林彪的看法應是一致的，都認為在軍隊內部推展政治工作有助於軍隊的團結一致，也有助於提升部隊士氣，進而提高部隊戰鬥力。

林彪與彭德懷在推動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最大的差異在於林彪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的作用，為方便學習與推廣，林彪將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對日後中共政治造成深遠影響，因此中共在審視林彪的罪狀時，便特別強調林彪鼓吹政治工作所帶來的負面效果；而當強調軍隊政治工作有負面的效果時，為避免造成混淆，彭德懷對於軍隊政治工作的看法便很少被提及了。

雖然林彪在1963年9月後因為身體因素而暫時休養，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然而對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部份，林彪是支持的，中共在1960年代導彈與原子彈試射（爆）的成功，以及撰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林彪基本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後來中共官方史書在書寫這段歷史時，則強調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功勞，甚少提到林彪的作為。

這些方式都使得外人在討論中共建國後的建軍路線時，容易將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分割開來，從而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即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致力於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然而廬山會議上林彪展現其政治野心批鬥彭德懷，在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開始主張「政治掛帥」、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為日後陰謀發動政變立下基礎。在沒有詳實的資料佐證下，這樣的觀念便容易被接受，而使真相被埋沒在浩瀚的書卷之中。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共軍的軍事路線雖然是以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作為路線主軸，但這並不代表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與革命化三者間是彼此相容而不相互排斥的。彭德懷與林彪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對於革命化的「紅」與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專」兩者間比重有所不同，彭德懷相較於林彪而言，主張提高軍事訓練的比重，而林彪則認為，政治教育等「紅」的作法應當佔整體軍隊工作的三成、甚至是四成。因此在討論共軍的軍事路線時，爭論的焦點不是在於執行的路線究竟是「紅」的路線或「專」的路線上，而是在「紅」與「專」兩者比重上，孰輕孰重的問題，「紅」與「專」之間的比重沒有一個明確標準，所產生的結果是：共軍高階將領不堅持或忽視「紅」的建軍路線者，往往被鬥倒，淪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

[1]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562。

軍事路線的變化與黨內鬥爭的關連

2011-01-18T20:23:00.002+08:00

貳、軍事路線的變化與黨內鬥爭的關連

經過三灣改編及古田會議的召開，中共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透過「將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及軍隊設立黨代表（政治委員）的辦法，牢牢控制著軍隊。這些作法使得軍隊的官兵大量加入中國共產黨，讓黨軍一體更為明顯。[1]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與人民解放軍的高層領導幾乎是重疊的，呈現黨軍菁英一體，[2]因此中共的黨內鬥爭，軍隊高層將領很難置身事外。

中共建國後第一起黨內鬥爭是高崗事件。由於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黨、政運作上的分歧，使毛澤東一度有以高崗取代劉少奇的打算，然而高崗活動過於頻繁的結果，使毛澤東的「以高代劉」計劃過早曝光而胎死腹中，最終也讓高崗身敗名裂而自殺。這起事件引發毛澤東注意的是高崗拉攏共軍高層將領，這與1960年代劉少奇與賀龍、羅瑞卿關係過於密切引發毛澤東的緊張是一樣道理。在高崗事件中，林彪本來已決定支持高崗，林彪的表態將可能使共軍陷於分裂，然而毛澤東最終決定保護林彪，派陳雲至杭州向林彪「交底」，這作法使共軍高層將領基本上未陷入高崗事件的政治風暴中；然而為了處理高崗事件所帶來的政治效應，使得原定1954年推動的三大制度被迫順延到1955年。

除了三大制度的推動被迫延後外，高崗事件也牽扯到共軍高層將領，本文第三章提到彭德懷及林彪同高崗的關係相當密切，因此高崗密謀鬥倒劉少奇與周恩來時，曾企圖拉攏彭、林兩人，為避免效應擴大，毛澤東急派鄧小平與陳雲分別做彭、林兩人的「工作」，這樣就避免共軍高層將領陷入「高饒反黨集團」的泥淖之中。然而高崗是陜北紅軍的代表，建國後曾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與軍隊的牽連頗深，這使得共軍將領無可避免的受到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軍銜授予上。

本文在第三章討論共軍進行軍事正規化的措施中，曾針對軍銜頒授做一詳實介紹，當時參與軍銜評定工作的宋任窮在所撰寫的回憶錄提到評定軍銜過程中所需注意到的各方面問題，[3]其中強調軍銜評定需要注意到「各個方面軍幹部的相對平衡」。這也讓一些相關書籍在討論上將軍銜的評定問題上，都會提到陜北紅軍的問題，如徐平在《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中提到，因為陜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謝子長先後逝世，為了保留一席「上將」職位給予陜北紅軍的領導人，不得已情況下將已轉職到地方工作，並未參與1952年軍隊評級的原紅三十軍軍長閻紅彥重新安插到軍隊系統上，任成都軍區第一副政委，並在1955年的首次授銜上被授予「上將」。[4]

然而大多數中共現有文獻並未提到，除了閻紅彥之外，當時共軍現役高階將領中，還有一位名為賀晉年的軍隊幹部出身陜北紅軍體系，且在1952年的軍隊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擔任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中共1955年評定軍銜的標準，主要是以1952年的軍隊評級結果做為授銜依據，1955年1月中共中央軍委公布《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內容提到「副兵團、准兵團級，多數可評為中將」；[5]另外從資料上來看，1952年被評為「副兵團級」的共軍幹部中，之後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有李克農等19人、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有蕭向榮等22人，但有一個人非常特殊，僅被授予「少將」軍銜，此人便是賀晉年。

以賀晉年在共軍的資歷，1936年即出任陜北紅軍系統的紅二十七軍軍長、解放戰爭時期擔任東北野戰軍第11縱隊（後改為第四野戰軍第48軍）司令員、四野15兵團副司令員，中共建國初期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這些顯赫資歷讓賀晉年在1952年的評級中被評為「副兵團級」，該級別的將領，不是「上將」就是「中將」，以賀晉年的資歷加上派系山頭的考量，授「上將」軍銜是實至名歸的，然而為何最終僅被授予「少將」軍銜並特地將已不在軍隊任職的閻紅彥作為陜北紅軍的「上將」代表，這與賀晉年涉入1954年高崗事件有極大關係。1954年高崗事件後，賀晉年被認為是「高崗線上的人」，被免去東北軍區副司令員，送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因為高崗事件的問題，1955年授銜時賀晉年最先是被評為「大校」，之後在經賀龍等人的說情下，毛澤東才說：「賀晉年怎麼能是大校呢？最起碼他也是個少將吧」，這才讓賀晉年進入「將軍」行列中，然而中共在1955年評定軍銜後，就再也未進行「中將」以上的人事晉升；1965年中共便廢除軍銜制，即便後來查清賀晉年並非與高崗有直接的連繫，賀晉年仍始終是「少將」軍銜。[6]從賀晉年的例子可以看出，軍事正規化重要的四大制度不僅受「高崗事件」影響而延後推行，即便制度推行後仍因為黨內鬥爭等考量，未給予每個人應得的公平待遇。

廬山會議對中共政治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不僅使原定對「大躍進」運動的「糾左」轉變成「反右傾」，造成1959-1961年中國出現三年大饑荒；此外由於彭德懷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處於敏感的位置，因此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緊接著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重點即在糾出共軍內部的「彭德懷軍事俱樂部」成員，會議最終由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上任後雖對於共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仍表達支持，但相較於彭德懷，林彪更強調政治工作對軍隊的作用，並大力推廣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轉變對於共軍的建軍路線影響深遠，藉由政治工作的加強，對於穩定「大躍進」運動失敗而造成軍隊內部思想混亂起了相當重要的功用，然而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及「政治掛帥」的結果，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成為日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礎；而雖然林彪在談話中始終認為軍事訓練應當保持一定比例，但強調政治工作的功用、加上1958年共軍内部進行「反教條主義」運動，無形中都讓共軍內部對日常軍事訓練的進行感到遲疑，對共軍的軍事正規化是有一定傷害的。

文化大革命對共軍的影響更是巨大，在「造反有理」的思維下，軍隊各機關單位都出現造反派，許多高階將領被糾鬥，軍隊進行文革的結果是國防科技研發的延宕，以及軍隊日常訓練停滯、甚至倒退；而毛澤東下令軍隊進行「三支兩軍」的結果，使軍隊更不能專注於軍事事務上。而軍人大舉介入非軍事事務的結果，導致中共九大所選出的279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中，現役軍人佔123人，在政治局21位委員中，軍隊勢力有11人，[7]這種不正常情況成為日後中共進行軍隊整頓的重點。

913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葉劍英與鄧小平先後就軍隊的種種亂象進行整頓，內容主要在加強軍隊訓練以及精簡軍隊員額，試圖將軍事建設導向正常的發展方向，在將近4年的努力下，軍隊整頓略具成效，然而隨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及毛澤東過世後中共內部出現權力繼承鬥爭，軍隊整頓工作暫時停止。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擊敗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後，才又開始新一輪的軍隊整頓。鄧小平主政後改變毛澤東「人民戰爭」的傳統思維，進行人員整頓、大量裁軍，「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成為1980年代共軍的建軍方向。

中共黨內鬥爭之所以對軍事路線產生影響，最大主因在於黨內鬥爭造成人事上的更迭，不同的軍隊領導人對於軍隊的建設方向有不同的解讀，從而造成軍事建設的方向出現變化。

[1] 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發展黨員，加上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勦，使得黨和軍隊更加緊密結合在一起，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5-7。

[2] 以1955年中共首次授銜為例，原屬國民黨將領，後因起義投誠而轉任共軍將級以上的軍官僅7人，這7人分別為：陳明仁、陶峙岳、董其武，此3人授上將銜；曾澤生，此人授中將銜；鄧兆祥、張全珍、巍鎮，此3人授少將銜。除去此7人，共軍在1955年首次授銜少將級以上將領均為共產黨籍。

[3]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322-323。

[4] 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7，第二版），頁44-45。

[5] 轉引自徐平，《新中國首次軍銜制實錄》，頁38。

[6] 〈關於開國少將賀晉年的軍銜問題〉，《新浪博客》，2010年12月22日，取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08ac010007c0.html。

[7] 李厚生，〈「文革」時期共軍在地方的政治角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硏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56。另外邁斯納在其書提到，軍隊幹部佔中委及候補委員的比例為49%，見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322。此11人為：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黃永勝、謝富治。

建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

2011-01-18T20:13:00.006+08:00

在論文口試結束後，關老師邀請我將結論放到《﹝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跟大家分享。我的論點可能不太純熟、也可能會有誤解之處，不過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似乎也不錯，所以決定貼上來跟大家一起分享、討論。

本論文結論共分五點，因此我分成五篇來分享給大家。

壹、建國後中共的建軍路線

中共自建國以後，在軍事建設上以現代化及正規化作為發展的主要方向，特別是共軍在經過韓戰的洗禮後，更加體認到軍事現代化與正規化的重要。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於1952年7月接替周恩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開始一連串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進程。

在軍事現代化的部份，首先是改變純步兵戰鬥的型態，開始建設海、空軍及裝甲兵、炮兵、通信兵等現代戰爭出現的軍、兵種。尤其是中共參與韓戰後，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絕對空中優勢的打擊而造成相當大的傷亡，因此中共投入相當多人力、物力及資金在空軍建設上；海軍方面雖然經費遭到挪用，但這並非中共不重視海軍建設，只是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不能不有所取捨。

除了建立新的軍、兵種外，建立一套完整的現代國防工業體系也是軍事現代化重要一環。在老大哥蘇聯的幫助下，中共從蘇聯手中取得不少先進武器裝備甚至技術轉移，最後還與蘇聯簽訂包括火箭及核武器在內的先進武器的技術轉移協定（即《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這些協定對於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相當有成效。

在軍隊正規化方面，改造共軍存在已久的游擊習氣，是中共建國後亟欲解決的難題；同時，頒行統一的軍事條令、建立統一的制度，也很重要。然而一支現代化軍隊應該建立何種制度與頒行哪些條令規章，中共並不在行，只能求助於蘇聯。為了協助中國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蘇聯在中國派駐為數不少的顧問，據統計，當時在中國的蘇聯軍事專家與顧問總數大約有1萬人次之多。[1]在這些顧問的協助下，中共軍事正規化有明顯的進展，除了建立義務役、軍銜、薪金與勳章制度，並以蘇聯現有條令為藍本制定自己的共同條令。

以蘇為師的建軍路線是中共建國初期的基本策略，也是不得不然的策略，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正規化是相當順利的，然而學習蘇聯要到何種程度，共軍內部存在著爭議。這方面的爭議，原先僅止於學習蘇聯應秉持何種態度，最後卻演變成「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論爭。這股論爭隨著中共黨內開始反思蘇聯模式而逐漸擴大，最終使共軍內部出現「反教條主義」的路線鬥爭。這場發生在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鬥爭，使得若干支持學習蘇軍模式的中共高階將領被冠上「教條主義」帽子而遭到批判、打擊，也使日後共軍軍官在面對軍事訓練的問題上漸漸採取保守的態度，對於軍隊的現代化、正規化無疑是很大的衝擊。而具有軍方背景的中共黨史學者叢進也認為，這場軍中「反教條主義」的鬥爭，「樹立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樣板。由此為開端，軍隊內部的所謂『路線鬥爭』接連不斷」。[2]

雖然共軍內部的「反教條主義」鬥爭對共軍的軍事現代化、正規化造成不小的挑戰，但是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仍是共軍發展的方向，只是在中蘇關係破裂及「以我為主」觀念影響下，中共不論是在國防科技的發展及規章制度的編寫上，都需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來突破限制，而共軍最終突破了重重難關，不僅編寫出自己的戰鬥條令，也成功試射「兩彈」，這些成就表明軍事現代化、正規化一直是共軍的建軍路線，並沒有因為黨內或軍內鬥爭而稍有止歇。

共軍的軍事建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的挑戰，共軍直接捲入這場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在造反奪權的口號下，向來紀律嚴明、講求階級的軍隊亦無法倖免，多位高階將領被鬥倒鬥臭，逐出領導人行列；而各地的造反奪權，也讓地方黨、政機器徹底失靈，形成「天下大亂」的局面，這時毛澤東只能依賴軍隊來穩定地方秩序。軍隊介入後，中國各地造反派的武鬥逐漸被控制；但這也使得軍隊大舉介入地方事務，不僅勢力膨脹，更因為「三支兩軍」而怠於日常訓練工作，導致戰力下滑，這些情況讓中共處於新的危機之中。

這股危機隨著林彪「陰謀政變」失敗而出現轉機，在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即針對共軍內部各種亂象進行整頓，首先在1972年8月21日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將參與「三支兩軍」的軍人陸續撤回部隊，結束5年的「三支兩軍」；其次則有計劃的恢復各級軍事院校，避免軍隊人才出現斷層；再次則加強軍隊訓練工作，將軍隊訓練的質與量恢復到文革前的水準。

隨後，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的鄧小平重新被毛澤東解放出來，除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以協助周恩來主持國務院事務外，同時也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來整頓軍隊。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整軍內容有共通之處，即加強共軍軍事訓練的深度；此外，鄧小平整軍的另一個重點在解決軍隊過於膨脹的問題，內容包括精簡軍隊員額、壓縮軍隊各單位領導員額。雖然這股整軍略具成效，但隨著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而告終。共軍進行新一輪的整頓一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後，才又開始進行。

[1]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115。

[2]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217。

書訊：近期新書

2009-09-28T01:49:00.004+08:00

今年適逢中共建政一甲子，大陸影視界有《建國大業》共襄盛舉，出版界當然也不落人後，不過經過審定出版的書，都有點大部頭、通論類的書，這類書還是交給圖書館收藏即可，不過有興趣者還是可以搜尋「輝煌歷程——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重點書系」、「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百種重點圖書」，即可略知一二。不過重新再版的的舊書也不少，如人民出版社就重新再版原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紀的中國」那套書1949～1989的部分（即《凱歌行進的時期》等冊），過去向隅者，可以趁此購進。以下就推介一些，本人比較偏愛的類型或作者的書，其中若有疏漏還多請見諒、指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二卷）已出，剩下的三卷經詢問，今年年底會出一冊，另外二冊將於2010年年初出齊。同樣是中文大學出的，王紹光：《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此本是全譯本，而非先前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簡譯本《理性與瘋狂》。

白魯恂（Lucian W. Pye），《毛澤東的心理分析》，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
人已過世，書已出版了30年，才有中文版，可真是奇蹟，更妙的是台灣各大網路書店都是有目無書，難不成要跑到香港買。本書應該是譯自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蘇維民，《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歴史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蘇維民曾任《楊尚昆回憶錄》編寫組的組員，原先依照安排《楊尚昆回憶錄》以1949年劃分會有前、後半部，但天不假年，楊尚昆只完成前半部，後半部楊尚昆已經口述了部分重大事件，所以才會有這本書。實際上，蘇維民近一、二年已經在《百年潮》、《炎黃春秋》等雜誌發表過這系列楊尚昆的回憶文章，有興趣者可以在CNKI上查閱內容。相似的情況，還有閻明復、朱瑞真這兩位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擔任中共高層俄文翻譯者，也在這三、四年發表了一系列關於他們參與中蘇會談的回憶文章，應該還沒發表完，所以尚未見到集結成書。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係見證》，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同樣也是口述回憶文章，部分內容也曾發表於期刊上，可以查閱。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2），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這兩冊是作者近年來已發表的論文集，同樣也可在CNKI上找到。第一卷是內政部分，第二卷是對外關係部分，不過觀其收錄篇目，也收錄到關於中蘇邊界衝突的文章，這部分還是建國史的範疇？不解，也許是出版社要趕熱潮所安排的書名。不過作者也負責編寫中文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52）的部分，所以這兩冊部分在這個年代斷限內的論文，理應也是為寫作這本書所做的研究，所以相似的內容日後出現在中文大學的書中也不意外。

英文：
Andrew G. Walder（魏昂德），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部分試閱內容。

Thomas P. Bernstein（白思鼎） and Hua-yu Li（李華鈺）edited,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是研討會的論文集，收錄的範圍還蠻廣泛的，舉凡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社會等方面的論文都有。這兩位編者是師生關係，白思鼎大名鼎鼎就不用介紹了，李華鈺可以介紹一下，她有另一本專著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描寫蘇聯模式、《聯共黨史簡明教程》對中共的影響。

最後，這個消息僅供參考，是從「烏有之鄉」網站得來的，應該不會是子虛烏有，因為這書本來就計畫要出，剩下只是何時出版的問題。那就是《毛澤東年譜（1949～1976）》「據悉」會在今年年底出版（因為12月有毛澤東的生日，又逢建政60年，算是不錯的出版時間點），且有「八卷」之多，所以一切只能拭目之待了！

書訊:「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

2009-09-09T15:09:00.002+08:00

由鮑彤之子鮑樸整理趙紫陽生前遭軟禁期間的秘密錄音，而後在台灣出版的《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一書（時報出版），其中記載了趙紫陽對中共鎮壓「六四」決策過程的了解、在六四事件問題上趙紫陽認為自己和鄧小平的立場歧異之處，以及之後其個人對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期待，其實頗多早已為香港新聞工作者與海外中、西學者所揭露。惟其中，在序文和趙的錄音紀錄內文裡，仍有許多重要的論點和敘述，值得特別的關注：

第一，有關中共元老李先念因在華國鋒主政時期掌理國家經濟事務，因而對於後來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抱持批評之態度和反對之立場，實為較具新意之內容。無論在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英文版序〈改革的設計師〉或趙紫陽的錄音紀錄當中，都指出華國鋒下台後，李先念、王震等在掣肘中共改革派、抵制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後來發動「倒趙」攻勢等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見第8~9頁、124~125頁、242~244頁、290~290頁）。在中共文獻或西方著作中，一般認為在1980年代中共保守派以陳雲為領袖而鄧力群是要角；《國家的囚徒》一書則通過趙紫陽親自的口述、回憶，揭露了李先念對改革開放路線和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抱持深重的敵意，影響到1980年代中共政治情勢與派系衝突，實為本書較為特殊而值得重視的部份。
第二，杜導正在本書序文〈歷史是人民寫的〉內容中提及，趙紫陽在遭軟禁期間，曾向他承認自己「過去很左」，現在「痛定思痛，改弦更張」；並認為文革十年使趙紫陽的「人品覺悟有了很大的昇華」（第20頁）。雖然本書並未反映趙紫陽的心路歷程以呈現其為何能夠有此徹悟和改變，但從杜導正的序言和鮑彤的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當中的敘述，有助於說明趙紫陽從其在文革前主政廣東期間（1951~1967）的左傾立場，到了1970年代中期起在四川和中央轉向改革立場的原委。而至「六四」發生，趙紫陽遭罷黜後，在其被軟禁期間更體認到「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的民主制度流於形式」，「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這其中所展現出中共高層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立場，深受國家政治形勢和個人政治運途之影響，實為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第三，在趙紫陽的口述紀錄當中，也顯示中共1980年代初推動改革開放並非一路平順；不僅如同外界所周知者，在中共高層政治中保守派元老幹部對改革開放路線頗多掣肘，甚至連鄧小平也是有意推動改革，卻在觀念上未能突破，或者缺乏具體的改革方略，而有賴於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等人的擘劃、推動和執行改革政策。例如，當時農村包產到戶的改革，並非鄧小平所推動，而是趙紫陽和萬里等在地方實施後，才報請中央同意，甚至在1970年代後期，鄧小平甚至還試圖推動農業集體化；此外諸多中共重要幹部均在1980年代初期強力反對施行包產到戶政策，凡此均有清楚記錄在本書中。本書通過紀錄趙紫陽口述內容的方式，不但呈現出當時傾向改革路線的鄧小平與趙紫陽、胡耀邦等人之間的關係，對於中共高層中反對特定改革政策的政治人物也有明確的記述，對於研究1980年代中共政策路線衝突和派系政治問題，當能有所助益。

書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及《赫魯曉夫傳》

2009-05-05T11:30:00.002+08:00

這個月有兩本值得矚目的新書上市，恰巧都是翻譯書，而原文書在國外學界都獲得好評，所以在此推介。（但翻譯品質如何，本人手中尚未有書，所以未能保證質量）

1.《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星克爾出版公司；原文：Mao’s last revolution
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和Michael Schoenhals（沈邁克）的作品，應該不用多說。中文版由唐少傑校訂，以下是參考網址：http://www.greenfieldbookstore.com.hk/new_page_17.htm

2. 《赫魯曉夫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文：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作者：William Taubman
此書在國外曾獲得2004年的普立茲獎，被譽為到目前為止英語世界最好的赫魯曉夫傳記。會推介此書，是因為看過作者William Taubman曾發表過Khrushchev vs. Mao：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 Sino-Soviet Split的論文，書中也有提及中蘇關係、20大等，都是影響黨史的大事，所以值得一閱。不過是在大陸出版，看得時候還是對著原文會比較放心。

書訊：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2009-03-03T14:57:00.003+08:00

大風網站有班國瑞的〈前言〉與林春的〈後記〉pdf檔可下載。林春的〈後記〉寫得感情特別豐富了些；班國瑞的〈前言〉則值得一讀，在未能閱讀全書前，可獲得簡要梗概。

班國瑞在這本書評彙集的〈前言〉中，歸納整理出學界對《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批評大要：

故意歪曲歷史細節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根據自己的目的選擇性地使用證據，對相反的證據則完全無視；
對毛澤東進行誹謗，並把這些誹謗裝扮成證據確鑿的事實；
給一些需要作出判斷的證據加上註腳，使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真實，然而經不住對其來源的進一步核查；
引用資料斷章取義；
不適當地引用一些不可能核查的資料；
使用推測作為確定無疑的事實；
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者根本沒有證據就輕率地做出絕對的結論；
「破除」的一些「神話」其實能被證明根本不是神話，而是確鑿的事實；
「震驚世界」的發現被證明是多年前就被人揭露出來的陳年舊貨等等。

班國瑞〈前言〉的其他內容，則請讀者自行閱讀。以下書訊取自大風網站。

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編者：Gregor Benton、林春

ISBN: 978-988-17302-9-9

出版社: 大風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11月

價格: HK$88.00

頁數：253頁

【內容簡介】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海外發行鋪天蓋地，被中國官方嚴厲禁止。該書造成巨大轟動，在各界讀者引起諸多爭議，本書匯集海外中國政治歷史專家的各種評論，擁有廣泛讀者市場。

【本書特色】

☆ 本書由英國史學權威Gregor Benton（班國瑞）教授主編，所有評論均出自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國際知名專家。

☆ 本書的評論，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在長期積累、嚴謹細緻的史料鑒別基礎上寫出，對尋求有關的歷史真實做出重要貢獻。

☆ 本書的各中國問題專家對《毛》書寫作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提出異議，進行辯論。

Gregor Benton（班國瑞）

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春

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

前言 / Gregor Benton
陰暗故事：無情的毛澤東 / Delia Davin
魚龍混雜 / Andrew Nathan
對毛澤東上臺過程中機會主義、背叛和操控的描寫 / Gregor Benton和Steven Tsang
黨內新的第一號反革命：群眾批判式的學術傳記 / Timothy Cheek
神授能力的危害 / Lowell Dittmer
我是如此寂寞 / Geremie R.Barmé
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陳永發
毛澤東：超級惡魔？ / Alfred Chan
毛澤東與達芬奇密碼：陰謀、敘事與歷史 / David Goodman
從《鴻》到《毛》— 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Bill Willmott
全新的領導人 / Thomas P.Bernstein
被敵人反對是好事 / Robert Weil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知識界的一大醜聞 / 高默波
評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 金小丁
後記 / 林春

中共老幹部的回憶錄如何產生的？

2008-07-22T17:10:00.006+08:00

在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口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這本書有提及到部份過程：

　　1.立傳者要有意願並進行申請，立傳的內容必須在「規定的立傳範圍」進行，至於「規定的立傳範圍」在哪不得而知。

　　2.申請得到黨組批准之後，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立傳者進行談話並錄音後，編寫組在其指導下寫出初稿，之後經過立傳者的審閱修改，編寫組則依據立傳者意見修改初稿，再送立傳者審閱，若無問題則定稿。

　　3.凡是涉及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任弼時等重要黨內領導人的，都必須審查，審查單位可能是從事黨史工作的單位或者是中宣部。審核完畢就可以出版了。

　　如此，可想而知，為什麼內容聳動的傳記或回憶錄只能跑到海外去出版。

中共得知秘密報告的時間

2008-05-10T13:27:00.005+08:00

一般認為，蘇共二十大是中蘇分歧的開始，蘇共二十大閉幕當天的凌晨，即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赫魯雪夫發表著名的「秘密報告」，也就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份報告的主旨，在於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此舉震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根據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的紀錄，三月十日紐約時報披露秘密報告全文，新華社根據紐約時報的刊載，翻譯了秘密報告。三月十七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根據新華社的翻譯做討論。[1]

不過，吳冷西的回憶似乎不確。紐約時報在三月十六日的刊載只是新聞性質，內容簡要，不是全文報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第一天，就是三月十七日，參與這場會議的人不可能在會議前得知秘密報告的全文。[2]紐約時報刊載秘密報告全文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
如果中共召開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時，中共並未知悉秘密報告的全文，正確的時間為何？楊奎松謂「在得到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副本之後，鄧小平很快就帶回北京，並譯成中文大字本，分別提交給毛澤東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不過楊所附的註釋未說明此段依據。[3]師哲回憶錄透露些許訊息：

蘇共二十大閉幕後，我和鄧小平一道乘飛機回國，在飛機上，我幾次想同他談談對蘇共二十大的想法和看法，但他一直表情嚴肅，默不作聲……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同志就蘇共二十大的有關情況向毛主席做了匯報。事後我才明白，小平同志未慎重起見，閉口不談自己對祕密報告的態度，是要先聽聽中央的意見，看看毛主席的態度。[4]

從師哲的回憶錄，雖然能證實秘密報告的消息是由鄧小平帶回北京，不過是口頭報告還是書面「副本」，仍有待確定。
孔寒冰並列這兩種論點，然而沒有說明哪一種看法是正確的。[5]

[1] 吳冷西，《十年論戰－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3－7。
[2] 可參考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394。
[3] 同註二，頁374。
[4]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597－598。
[5] 孔寒冰，《中蘇關係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頁214－215。

歷史延續與「官僚資本」再定義

2008-04-27T20:55:00.012+08:00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最近在一次「先鋒國家歷史講座」中主講了〈解讀中國奇跡——改革三十年回顧（上）〉，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覺得所謂改革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可是徹底否定文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我覺得這不是人們一開始就很清楚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可是在1975年的時候乃至在1978年的時候，人們講的否定改革其實更多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我們中國如果說要搞計劃經濟，老實說，那不是1949年以後開始的。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戰以後，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了計劃化的趨勢，由於戰爭的影響，當時民營經濟和外資在抗戰期間基本上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方面是戰爭的破壞，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留在淪陷區沒有內遷的，在國民黨接受[收]的時候都被作為所謂的有附逆嫌疑的產業被沒收了。大家都知道，民營經濟如果不到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肯定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國民黨一打回來就說你是漢奸，然後幾乎全部都收歸國有。日本人的外資，抗戰以後當然被沒收了；英美人的外資，在抗戰一開始基本上都撤走了。所以，抗戰以後我們國家工商業資本就已經出現了國有化趨勢。1946年我們的工商業資本中國有資本就已經佔到了百分之五十，我們把它叫做官僚資本，大家知道，所謂的官僚資本並不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它其實是國民黨搞的國有資產，所以我們以前講的所謂官僚資本，包括國民黨時期的四大銀行，包括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企業等等，基本上是國民黨時代的計劃經濟。無論是國民黨時代資源委員會的那些專家，還是建國以後在中國搞156項工程的蘇聯專家，他們的政黨背景不一樣，他們的學術經歷也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很相像的，他們搞的所謂計劃經濟，那都是帶有很濃的工業文明時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產物，非常強調所謂的專家治廠，所謂的綜合平衡，所謂的經濟核算，所謂計劃最優化，就是大量運用運籌學這一套東西，我覺得是從抗戰一直到1956年，這事實上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現象。

秦暉的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他打破了以1949年做為區分「新中國」與「舊中國」歷史分水嶺的傳統歷史分期／官方話語。雖然，柯文（Paul A. Cohen）早在1994年於哈佛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中即已提出對於「1949年劃分線」（the 1949 divide）的質疑，認為不能只看歷史的斷裂，也要注意歷史的延續；把歷史看成完全的斷裂，即「革命改變了一切」，或看成完全的延續，即「革命什麼都沒改變」，都不是好的歷史。[註1]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也在1995年1月號的《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發表的〈中國革命的十個命題〉（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指出，1949年是歷史的分水嶺，但不是不可跨越的鴻溝（1949 was a watershed, not an unbridgeable chasm）。周並舉出有不少學者已突破「1949年障礙」（the 1949 barrier），如黃宗智（Philip Huang）、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以及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賽爾登（Mark Selden）等人。[註2]周還提到柯偉林（William Kirby）於《德國與中華民國》（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一書中對「資源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在銜接1949年前與後的經濟計劃方面，是個歷史延續的重要例子，[註3]則與秦暉討論的問題有直接關連。但是，由住居於大陸的中國學人所提出的跨越1949年的歷史延續，仍然具有相當的意義。如果歷史的延續這麼重要而顯著，那麼建立在1949年劃分線基礎上的「新中國vs.舊中國」、「新社會vs.舊社會」等新舊對立、二元劃分的歷史話語，即使不是完全失效，至少也大大地削弱了。
第二，秦暉對「官僚資本」的講法跟官方傳統講法大大地不同。如果中共原來賦與「官僚資本」邪惡本質的定義可以被修改，則中共於革命過程中所喊出來的口號，要推倒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其中的「官僚資本主義」大山就沒有了立足點，這對於中共的歷史詮釋，有不小的顛覆效果。
中共雖然仍堅持著兩個「歷史決議」框架內的歷史詮釋權，但民間對這套歷史詮釋霸權的挑戰，則是現在進行式。

[註1]柯文在會上的評論，由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編入《廿世紀中國：新研究途徑》論文集（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註2]周錫瑞的論文也收入華志堅編輯的《廿世紀中國：新研究途徑》論文集。
[註3]柯偉文原著1984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中譯本由江蘇人民2006年出版，譯者為陳謙平等四人。

「大躍進」政策決定與執行的真相有待挖掘

2008-03-16T20:49:00.010+08:00

1958年中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大浩劫。相對於被中共「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對於「大躍進」的檢討是遠為不足的。其中原因不外有二：第一、「文革」受難者主要有兩個備受矚目的群體，一是手上掌有「印把子」的中共各級幹部，二是手中握有「筆桿子」的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可以毫不留情地對「文革」大加撻伐；而「大躍進」的主要受難者則是廣大的農民，他們一來難以認識「大躍進」的真相，二來也沒辦法像知識分子那樣有充分表達的能力。第二、「文革」之後的中共領導班子，包括鄧小平在內，多半是遭受過「文革」迫害的老幹部，對於「文革」採取徹底否定的立場本不足為奇；然而，復出的中共各級幹部固然可以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算過去騎在他們頭上的「四人幫」及其「餘孽」，但對於中共集體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就很難簡單否定了。中共可以對「文革」進行簡單的解釋，譬如所謂的「奸臣禍國說」，但是卻很難直接面對「大躍進」的施政錯誤，更不要說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了。易言之，從中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角度來看，批「文革」，易；批「大躍進」，難。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評毛決議》）指出，中共發動「大躍進」的原因是：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1

在談到1957至1965年的錯誤時，《評毛決議》說：「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2 這個論斷來自於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鄧小平對起草《評毛決議》做出如下指示：

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3

鄧小平沒有說錯，《評毛決議》說的也對，但卻都沒有明白說出為什麼已經建國九年、有一定治國經驗的中共，竟然會犯下如此嚴重的集體錯誤？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中共領導集體會同時「頭腦發熱」？沒有解釋為何大躍進會造成高達三、四千萬人死亡的嚴重大饑荒，更沒有說出大饑荒的真正原因。
中共之所以輕描淡寫地處理這段史實，乃是因為如果追究下去，不僅「大躍進」發動者毛澤東首先必須負責，其他的中共高層領導如周恩來、劉少奇、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譚震林等人必須負責，中央各部會首長如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農業部部長廖魯言等人必須負責，中共省級幹部如上海的柯慶施、湖北的王任重、河南的吳芝圃、安徽的曾希聖、四川的李井泉等人必須負責，其他難以計數的基層幹部也都必須負責。換句話說，「大躍進」是中共執政正當性的最大傷口，選擇淡化和遺忘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毋寧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而在中共持續有力控制傳媒和出版的情形下，儘管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五十年，但是「大躍進」的真相仍然被相當有效地封存著，除了大陸學界努力在政治框框中謹慎地研究論斷外，一般民眾尤其是當年受害最嚴重的農村人口卻一直不清楚歷史真相。寫作《餓鬼》（Hungry Ghosts）一書的雅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在1994年訪問受災嚴重的河南省光山縣一個小村落的一名婦女，儘管這個村子經歷大蟣荒後人口從300人減至80人，這名婦女卻仍然相信到頭來還是「毛主席」拯救了他們，否則整個村子的人都得死個精光。4 同樣地，以《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享有盛名的大陸學者曹錦清在1996年訪問河南省舞陽縣藕池村時，也得到毛澤東在當地農民心目中仍然有著極高評價的心得。5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只記得「毛主席」的好，依舊把毛當做「大救星」和「好皇帝」（皆為曹錦清用語），但卻沒有追究是誰發動了造成河南省嚴重災難的「大躍進」，這說明了中共控制傳媒的成效。
因此，有必要針對《評毛決議》說不明白的地方，深入挖掘「大躍進」決策的真相，闡明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中共各級領導人推波助瀾的運動。就政治責任來說，五十年代負有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之責的各級幹部，全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註釋：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3。
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頁26。
3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60。
4 Jasper Becker, Hunga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5.
5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272-273。曹錦清問幾位中老年農民說毛主席好還是鄧小平好，結果農民異口同聲說都好。曹又故意問道：「毛主席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弄得老百姓都很窮；鄧小平給你們分田地，讓你們發家致富，怎麼能說都好呢？」結果農民比較了「解放」前後，認為「解放後，在毛主席領導下，消除了兵匪之災，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雜稅，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農田水利建設，旱澇之災減少了。」

（新書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1

2008-01-07T13:19:00.001+08:00

偶然看到某日本學者網站上貼出的消息，連中文大學出版社網站上都還沒看到。這套書之前就有耳聞過，現在終於要出版了。作者陣容蠻強的，而且在香港出版應該可以免去許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各卷的作者及書名如下：

第一卷《斷裂與繼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1952）》（楊奎松）

第二卷《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林蘊暉、辛石）

第三卷《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沈志華）

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飢荒（1958～1961）》（林蘊暉）

第五卷《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錢庠理）

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卜偉華）

第七卷《新秩序和新衝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高華）

第八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1972～1976）》（史雲、李丹慧）

第九卷《革命的終結──從「階級鬥爭為綱」到「經濟建設為中心」（1976～1978）》（韓鋼）

第十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蕭冬連）

經我向中文大學出版社查詢，得到的回覆如下：

《國史》首六卷（即三、四、五、六，八及十卷）在四月出版，原價278美元（郵費50美元），2月10日前訂購特價208.5美元（免郵費），3月31日前訂購286.3美元（免郵費）。餘下四卷（即一、二、七、及九卷）在八月出版，未訂價。但訂購首六卷讀者可以七折訂購餘下四卷。

價格不斐，所以各位就先參考留意。

毛澤東對身後事有先見之明？

2007-12-03T21:13:00.001+08:00

1956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秘密報告」，嚴厲地批判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個人崇拜、濫用權力、破壞法制的錯誤，由此開啟了中蘇共爾後長年紛擾不斷的爭論。
當年，中蘇共雙方對於斯大林功過方面有著重大的分歧。毛澤東認為在批評斯大林時不能「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功過應該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結起來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由於共產黨所從事的事業乃前無古人，所以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難免的。

不過，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未必見得是如毛所說的「一棍子打死」，在「秘密報告」中也有肯定斯大林的地方，尤其是談到斯大林破壞法制的行為時，「秘密報告」指出斯大林採取的措施「都是捍衛工人階級利益的」，「他認為，為了捍衛黨和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了捍衛革命的成果，必須這樣做，這就是一切悲劇所在。」1957年1月，赫魯曉夫在為中共駐蘇大使為中國政府代表團舉行的宴會上講話又提到了「悲劇說」。所謂的「悲劇」，意思是說：好心人不自覺地做了壞事。這樣的看法，也出現在毛為《人民日報》加寫的一段文字中：「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以上「三七開」、「功大於過」、「難免論」和「悲劇說」等項評斷，後來全部成為中共對毛澤東的蓋棺論定，這難道只是巧合嗎？或者毛澤東和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在中蘇共產黨人的眼中有相似之處？無論如何，事後看來，毛似乎有先見之明，預先設下了廿五年後中共官方評斷他的準則。（舊作新貼，原寫於 2001.11.28.）
延伸閱讀：

林蘊暉，〈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說的質疑〉，《冷戰中國網》，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1999），第13章〈馬、恩、列、斯—毛？〉、代跋〈毛澤東蘇聯觀變化原因剖析〉。

趙紫陽曾經誤導毛澤東

2007-11-07T09:10:00.001+08:00

圖片來源：http://chinaway.org/zzy2004101785/zzy0.jpg

改革開放以來，趙紫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是正面形象。尤其在八九民運之後，他更與大陸的民主化連結在一起，幾乎有了某種神聖性。但是，評價歷史人物，不能只看到某個階段。趙的改革形象，不應掩蓋他早年的「左」。

一九五八年，中共以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了農業的大躍進，然而卻發生了所謂的「豐產不豐收」的怪現象。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簡稱「北京會議」），討論了一些經濟指標的問題。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為著一些問題困擾，睡不著覺。明明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毛的訊息有誤），為什麼從一月開始，全國會發生缺糧、缺油，而大中城市還缺蔬菜、缺肉？此時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有一個報告由省委送至毛手上。趙紫陽的報告中指出，廣東雷南縣去年農業大躍進，但年底卻出現糧食緊張，主要原因是「瞞產私分」[註1]，農村其實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是假象。因此，糧食緊張的解決之道在於反瞞產。

毛看到這份報告，如獲至寶，以為找到了糧食緊張的癥結所在，將趙紫陽的報告批轉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求一致反瞞產。毛在指示中說：「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必須立即解決。各地各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照趙紫陽同志在雷南縣所採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註2]根據目前看到的資料，在大躍進期間發現農民「瞞產私分」並以「反瞞產」做為解決之道，可能就是趙紫陽的「創造」。事實上，毛澤東在1955年10月就有農村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的看法。[註3]此時趙紫陽的「新發現」，毛很容易地就接受了。

其實，糧食緊張的真正原因是缺糧，不是瞞產。趙紫陽的報告在這個時候誤導了毛澤東，沒有更深入地去找到缺糧的真正原因，反而再以強制力讓基層幹部反瞞產，造成農村更嚴重的缺糧。而後來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連續三年的大饑荒，就是從一九五九年春開始的。

註1：指基層幹部與農民合謀，向上級隱瞞糧食真實產量，以多報少，並且私底下自行分配差額。
註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頁52。
註3：《毛澤東選集》，卷5，頁202。
參考資料：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911。

毛澤東未留洋的兩重性

2007-10-05T17:17:00.001+08:00

　　毛澤東思想的基礎，究竟以馬克思主義為源，或以中國文化傳統為源，或者是兩源論？我以為一般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忽視了毛並未留洋的事實。
　　毛澤東思想取經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最主要的分別是階級鬥爭和建黨學說。也就是說，毛借鑒於西方與俄國的，剛好是共產主義革命核心原理的部分；至於具體的革命原則和策略，除統一戰線亦受列寧學說影響外，其他如武裝鬥爭、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則主要源出於中國文化傳統和具體的革命經驗。舉例言之，孫子兵法之於毛澤東兵學的關係，遠交近攻與統戰觀點的聯繫，群眾路線強調領導精英與群眾之間直接的面對面垂直溝通，來自於中共在農村根據地面對著廣大文化程度很低的農民等。

　　先就馬克思主義來說，儘管馬克思主義有著強烈的批判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分，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基礎卻完全是西方的。因此，在討論毛澤東思想基礎中馬克思主義源流的問題時，可以把它放大看作思想理論「西方化」的問題。然而，我們切不可忘記毛沒有留洋的事實。一個人從書本上再怎麼吸收西方的學說、理論，是不可能因此而「西方化」的。比起鄧小平、周恩來親歷西方國家，在其間生活，聽的、講的、看的、吃的，總之，在一個西方的生活環境中，所受到西方化的影響，毛澤東是遠遠不如的。相對地，在考慮中國革命的問題時，非常依賴直接經驗的毛澤東，除了毛自己所承認的只借重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其餘所能取材的就只能大部出自中國文化傳統以及中國革命的經驗。
　　同樣地，比起國際派的二十八個布爾雪維克，毛在中共奪權成功前也沒有留俄或訪俄經驗，因此除了列寧的建黨學說外，毛很自然地會以中國文化傳統以及中國革命的經驗為取材對象，而不會從俄國眼光看中國革命的問題。
　　由於毛澤東沒有留洋留俄，這成為毛澤東革命的優點，因為他不會受限於西方與俄國經驗，以中國經驗為主來思考革命的問題，要比從西方與俄國經驗切題得多。毛最後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並成功地奪取了政權，除了其他因素的配合外，沒有留洋留俄是極具關鍵的一點。
　　但是，一旦中共取得政權，沒有留洋留俄卻又成為毛澤東掌政的缺陷。因為現代化建設和革命戰爭不同，它是一個向外學習、模仿的過程，在這方面毛儘管有「強國意識」，又具有高瞻遠矚的「超前意識」，但眼光畢竟還是受到未曾親歷西方實地考察與生活的經驗的限制。毛對西方始終抱持著敵意，不能像喝過洋墨水的其他同僚，對西方有較為靈活的認識。
（舊作新貼，原作於 2000.01.01.）

與王作榮先生談中共黨史

2007-08-31T15:03:00.001+08:00

王作榮先生在二○○一年十月廿三日「聯合報」民意論壇寫的「李前總統走的是毛故主席的路線」，文中比對晚年毛澤東與晚年李登輝，主旨是曾經叱吒風雲的高齡人物最好不要再戀棧政治，否則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堪聞問。筆者同意王作榮論點，但文中有關中共的若干敘述不合史實，不能不在此辨正，以免以訛傳訛。（王作榮原文與中共黨史相關部分附於本文末尾）

第一，中共的「三反、五反」，並沒有「鬥得民不聊生」。中共剛建立政權的五零年代初期，進行了許多意在鞏固政權以及強力催化改革的大規模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各有特定的打擊目標，如「土地改革」鬥爭地主，「鎮壓反革命」剷除不支持中共政權而又有號召力的人，「思想改造」針對知識份子。至於「三反、五反」，前者針對貪污腐化的黨政幹部，後者針對逃漏稅及不遵從國家法令的資產階級。地主、國民黨特務、舊軍官、幫會頭頭、知識份子、貪腐幹部以及資產階級，加起來並不等於全民，很難說這些運動搞得民不聊生，而這些運動恰好是在中共動員城鄉絕大多數民眾孤立少數、打擊敵人的形勢下進行的。

而與此同時，中國歷經連年軍閥混戰、八年抗戰以及國共內戰，終於基本完成了國家統一的目標；再由於中共參加韓戰，藉著對外用兵而凝聚全民向心力，在外國戰場上與世界超強美英等國廝殺而各有勝負，從而使鴉片戰爭以來長久失去的民族自信心得以重振，在此情勢下呈現出來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外抗強敵的氣象。

另外，中共有效地打擊投機，穩定金融，抑止通膨，穩定物價，建立了統一的財政制度；而農村土改使無地少地農民分得土地，生產積極性大為提高，很快解決了中國糧食的長期匱乏問題；中共建政後三年之內，經濟和民生不僅全面恢復，而且迅速發展；除此之外，還改革社會不良風氣，大力禁賭禁毒禁娼。

總之，在中共進行「三反五反」的時期，中國大陸整幅畫面所呈現的是欣欣向榮而不是民不聊生。後者事實上要等到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帶來嚴重的災難後才產生。我們不能因為三年大躍進和十年文革的浩劫就將中共建政後的歷史簡單化與概念化。

第二，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的江西廬山會議上鬥倒彭德懷，迫使彭辭去國防部長，但並沒有開除彭的黨籍，彭仍是政治局委員，仍看得到政治局文件；此時也沒有給彭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彭是在十年文革期間被紅衛兵不斷地揪鬥，被專案組無窮無盡地審訊，審查定案為「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以及判處無期徒刑，最後含冤而逝。

第三，毛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不是由於黨及一群高幹的壓力而「被迫」辭去國家主席職位，「表示對錯誤的政策路線負責」。觀察中共政治權力分配，黨政軍三界最重要的是黨的中央主席或總書記，以及統率武裝部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相對而言，國家主席的重要性稍遜。一九五八年進行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後，確實出現了許多不良後果，但值得注意的，正是在毛的主動帶頭下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開始連續召開了一系列的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全會等，主要是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過左措施及調整部份經濟生產高指標。毛在一九五九年七、八月的廬山會議上確實因為推行「三面紅旗」之故遭遇來自黨內的強力挑戰，但毛最後成功地反擊對手，並繼續推動著大躍進，直到一九六零年為止。毛辭去國家主席是在上述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事，自始至終毛沒有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勢下失去掌控中共中央全局的力量，毛仍保留著黨與軍的最高職位。還值得提的是，終毛之世，被後人同聲譴責的「三面紅旗」口號，一直沒有拿掉。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大」仍然提出要繼續貫徹執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中共官方才開始對「大躍進」加以否定，這個時候距離發動經濟改革列車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有九個月。換句話說，毛在世時從未因為「三面紅旗」而負有任何的責任，更不用說因此而失去國家主席職位；相反地，辭去國家主席這個需要接見外國使節的儀式性職位，毛曾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年初和年底多次提出，提出後還遭到黨內外的不理解和反對，直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屆七中全會毛才說服黨內高層同意他辭去國家主席，接著才由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毛自己的說法是，他要退居領導第二線，以便從事理論研究工作。辭去國家主席以避開繁文褥節，這樣他才能專心地思考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建設的問題。不過，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還強調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他要在中央親自掛帥，因此實際上毛並沒有退居第二線。

第四，一九六六年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並不是因為「黨機器──政治局」逼毛辭去國家主席的緣故。一段歷史如果抽掉了中間的環結，並將前後兩事連接起來，所呈現的可能就是虛假的因果關係。

第五，毛對劉少奇起疑心，不是因為劉在一九五九年接任國家主席，而是因為大躍進之後由劉少奇負責推行的「調整」（退卻）政策引發毛的不滿，農村裏的自留地、家庭副業與集市貿易，工廠裏的利潤掛師與物質刺激，都被毛看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其次，一九六二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對「三面紅旗」做出背離毛的評價。毛認為大躍進造成嚴重後果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劉卻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再次，一九六三年中共進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劉二人對運動進行的方式又發生嚴重分歧。一九六四年底，毛正式開始向劉發難，連續攻擊劉少奇，到了文革時期在「反修防修」的前提下，劉少奇很自然地被當作中國的赫魯曉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成為毛第一個要鬥垮的國家領導人。（舊作新貼，原作於2001.10.23.）

王作榮原文與中共黨史相關部分：

毛執掌國家與黨的大權後，即充分發揮殘忍好鬥的本性，先是三反、五反，已是鬥得民不聊生。再繼之以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造成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彭德懷大元帥基於一貫的對共產黨與毛主席的忠與愛，一再的在黨內公開的向毛犯顏直諫，不惜頂撞，請求改變政策路線。於是觸怒了毛，予以清算鬥爭，加一個反革命罪名，開除黨籍，終至慘死。毛澤東的心理狀態非常清楚：我就是全能的神，我不會犯錯，你算什麼，敢批評我政策路線錯誤，我就叫你慘死。情同手足的革命夥伴值幾文錢，「開玩笑，政治家講什麼感情。」（用李前總統語錄）但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勢下，由於黨及一群高幹的壓力，毛終於被迫辭去國家主席職位，表示對錯誤的政策路線負責。這原是虛晃一招，並沒有真正要退的意願，不料黨竟予以同意，並由劉少奇繼任。此時毛的心理狀態是：你們竟敢以黨機器逼我辭去國家主席，我就癱瘓這個黨機器──政治局，另外成立一個文化革命小組，由四人幫主持，代替政治局。你劉少奇竟敢接我的國家主席職位，我就叫你家破人亡，死得很慘。於是劉少奇便以反革命、國民黨的臥底特務、工賊的罪名慘死，妻離子散。

大躍進死亡的人數？

2007-07-26T06:50:00.000+08:00

資料來源：多維網

　　金小丁：「餓死三千萬」質疑（一）
　　金小丁：「餓死三千萬」質疑（二）

　　作者金小丁認為，西方學者與媒體宣傳，三年大飢荒至少餓死三千萬人，似乎已經成為主流共識。但本文通過對《大飢荒檔案》等資料的分析，認為餓死三千萬甚說法缺乏科學依據，是不可信的。

　　作者似乎同意中國非正常死亡數，當在一千萬左右。

　　姑且不論讀者是否同意，但全文的內容翔實，論證清晰，真是好文章。

洛杉磯舉行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

2007-07-03T06:53:00.001+08:00

美國二十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亞洲研究中心，以及華人圖書館協會南加州分會，聯合主辦了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於2007年6月29-30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蒙特利公園市立圖書館舉行，主要負責籌備大會的是基金會代執行主任宋永毅。

會議為期兩天，近百人熱烈探討反右運動發生的原因，為什麼大多數知識分子竟然低頭認罪？反右遭殃的人究竟有多少？

從《多維網》的介紹來看，兩天的會議除了學者的論文發表外，也有一些「右派」的親身經歷和感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宋永毅、丁抒、周原、謝泳等人編撰中的《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他們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的編委會成員。根據宋永毅在會上的發言，《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只限於原始資料收集，但採納一個宏觀的「反右運動」的概念，即在時間上不把它僅僅定位在1957年。而是包括了「反右」中涉及到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和現實問題，如1950-1953年的「鎮反運動」，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和1956年的「公私合營」運動，1959年的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和高校「拔白旗」運動等等。其次，這一資料庫的資料收集還注重「反右」發生的國際背景，即收集了對「反右」發生重大影響的國際共運的一系列事件，如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重要文獻等等。再次，在大致內容上，這一資料庫共包括如下7個部分：1）中共有關文件；2）毛澤東的重要講話和指示；3）中共有關領導的講話；4）「右派言論」；5）重要報刊社論和文章；6）重要批判文章；7）右派檔案。最後，這一資料庫採用現代電腦技術，可以對作者、標題、日期和主題詞等等進行全面檢索。這一資料庫的容量預計三千萬字左右，在2008-2009年可以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書面發言：
陳奉孝，〈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5.19運動〉
陳奎德，〈從羅隆基命運看中國自由派在1957年的覆滅〉
陳斯駿，〈從北大一個角落看反右〉
陳彥，〈意識形態的興衰與知識分子的起落〉
程映虹，〈毛主義和中國模式在東歐和北越的影響──對「雙百方針」和反右運動的再考察〉
戴晴，〈「議政」與「干政」──張東蓀和中共〉
丁抒，〈反右運動中派發了一百八十萬頂「帽子」〉
杜高，〈一部個人檔案和一個歷史時代〉
杜光，〈反右運動與民主革命〉
方勵之，〈自由主義的終結和共產主義的退潮──一九五七年和我〉
馮國將，〈我是清華大學學生中最大的右派分子〉
高瑜，〈中共反右運動消滅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龔定國，〈我的右派生涯〉
郭羅基，〈審視反右五十年〉
胡平，〈為什麼很多右派會低頭認罪？〉
黃肖路，〈清華大學四大右派今昔〉
林希翎，〈反右斗爭後中國青年一代精神素質的退化〉
流沙河，〈曾經滄海身猶在──「草木篇詩案」〉
錢理群，〈1956──1966中國大陸民間思潮個案研究〉
沙尚之，〈沙文漢的政治民主訴求及對中國社會特點之探討〉
邵江，〈抵抗極權的民間雜誌──《廣場》〉
邵燕祥，〈從一九五七到二○○七〉
沈力成，〈我的願望〉
宋永毅，〈緊緊追尋新中國政治運動的蹤跡：編撰中的《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
魏紫丹，〈關於反右的歸因研究〉
吳國光，〈中共八大與反右運動〉
巫寧坤，〈「九死一生」話反右〉
巫一毛，〈我們這些小右派〉
謝泳，〈1957年反右運動史料的收集與評價〉
許良英，〈反右運動是當代中國第一次大災難〉
葉永烈，〈「反右派運動」的導火線〉
姚監復，〈反右派鬥爭應正名為「五七民主運動」〉
俞梅蓀，〈右派的平反訴求是當前中國維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張成覺，〈右派無罪，罪在毛澤東〉
章立凡，〈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變遷〉
張軼東，〈試探1957年4~6月間中國國際關係與整風轉向之間的關聯〉
朱學淵，〈「反右坑儒」是毛澤東一貫的流氓術〉
朱正，〈1957：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消失〉
騰彪，〈反右運動中的「司法獨立」和知識分子的話語策略〉

會議訊息、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見以下連結：
洛杉磯舉行反右50年國際研討會
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1）
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2）
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3）
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4）
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5）
反右運動50週年國際研討會發言綱要和作者簡歷（6）

「海歸派」對台灣政經發展的影響

2007-06-11T21:16:00.001+08:00

奉關老師之命，將自己不成熟的文章po在這裡。不好意思，現在才清楚google部落格的用法。文軒

海歸派對於台灣政經的發展，一直有重要的影響。早在1940年遷台初期，對改造國民黨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十六位成員中，屬於海歸派的就有八位，包括張道藩（留英）、谷正綱（留德）、陳雪屏（留美）、崔書琴（留美）、蔣經國（留俄）、蕭自誠（留美）、沈昌煥（留美）、連震東（留日），佔二分之一強。[1]若以遷台之後前三次內閣，包括陳誠內閣（1950/3-1954/5）、俞鴻鈞內閣（1954/6-1958/7）、陳誠內閣（1958/7-1963/12）的成員來看，雖然行政院院長並非海歸派，但三位副院長中有兩位是海歸派，分別是張厲生（留法）和黃少谷（留英）。[2]此外，六個部會的部長當中，多是海歸派成員，即使是黨國色彩最為明顯的國防部部長，亦是由哈佛大學出身的俞大維接掌（1958/7-1965/1），這反映出海歸派在國民黨遷台初期就是一個重要的人才甄補來源。

當時革命菁英的角色重於技術官僚，這些海歸派多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與蔣家有一定淵源。例如行政院副院長張厲生，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是CC派的核心健將，與蔣中正、陳誠、孔祥熙等人有密切往來。[3]又例如陳誠內閣時期的內政部長余井塘（留美），自返國之後就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果夫的秘書。[4]再如俞鴻鈞內閣時期的教育部長張其昀（留日、美），是歷任教育部長中和蔣中正關係最為親密的一位，早在1949年起，張其昀就擔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組長。[5]
就這些觀察面向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國民黨遷台之初，海歸派之所以重要，多是和蔣家有一定的淵源。此外，另一個導致海歸派興盛的原因，則和國民黨本身為中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有深厚淵源。國民黨建黨之後，其人才來源一直是以中產階級的子弟為主軸，這些菁英有些是家境允許而出國留學，一些則是由國民黨資助出國的經費，例如俞國華被蔣中正送出國留學，在哈佛大學與倫敦政治學院攻讀經濟。[6]這反映了國民黨本身對於高學歷菁英的偏好性。
此外，遷台初期大幅擢用海歸派的另一個原因，和爭取美援有密切關係。政府遷台初期，為爭取美國對於台灣友好的印象，任用許多有留美經歷的菁英主掌要津，而這些留美菁英則未必和蔣家有密切關係。最具代表的人物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博士吳國楨任職台灣省主席，維吉尼亞軍校出身的孫立人擔任陸軍總司令。[7]吳國楨和孫立人，一文一武的要職，純粹是為了爭取美援，吳、孫兩人都非蔣的親信，這可以由日後兩人仕途的急速殞落得到佐證。
而遷台初期國民政府為了拉攏台灣本土菁英，亦爰以出任要職。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留日的連震東，任職民政廳長與內政部長。但由於台籍菁英在當時身份敏感，因此受到重用的人數不多，二來位居要職的台籍菁英，多亦和蔣家有友好的關係。例如連震東在台灣光復後擔任台灣省黨部執行委員，與陳誠和蔣經國建立了私交，日後才得以受到蔣中正的重用。[8]
我們可以說，在陳誠與俞鴻鈞內閣時期的政治甄補，仍著重於革命菁英。此時海歸派之所以受到重用，並非是基於技術專業的思考，而是由於南京政府時期，就已經進入政治體系，具備和蔣家的淵源，因此在遷台時期得以受到重用。即使是台灣本土的菁英，亦必須和蔣家有良好關係，才能久任仕壇。和蔣家無關係的海歸派，是無法長期在政壇生存的，吳國楨與孫立人就是顯例。
革命菁英獨尊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63年國民黨九屆一中全會之後。副總統陳誠辭去行政院長，改以嚴家淦組閣，開啟了技術官僚崛起的世代。[9]事實上，早在1950年代末期，財經決策就已經及終於技術官僚手中，包括尹仲容（南洋大學）、徐柏園（留美）等人，這樣重視技術專業的趨勢一直到嚴家淦組閣後，蔚為主流。[10]嚴家淦內閣主要的海歸派，包括經濟部長楊濟曾（留德）、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留英）、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留美）、政務委員俞國華（留美、英）。
嚴家淦組閣時甄補技術菁英的動機，可以從下列幾個層次來觀察。首先，是台灣發展的需要。由於當時美援已有停止的趨勢，加上石油危機所帶來的衝擊，因此台灣必須加強科技產業與健全經融體系，這批技術官僚對此有重要的幫助。第二，嚴家淦和陳誠、俞鴻鈞等人背景不同。陳誠有強大的軍政實權，人脈充沛，俞鴻鈞亦是和蔣家淵源深厚，兩人都是在南京政府時期就掌握實權的人物。而嚴家淦並無本身的政治奧援，因此必須引進新人來建立自己的班底，在這個層面上，嚴家淦沒有陳、俞兩人的人情包袱，可以大幅引進專業人才。第三、是嚴家淦出身技術官僚，對於技術官僚有一定的偏好性。嚴家淦畢業於上海約翰大學理學院的技術官僚，在組閣前一直在財經部門工作，對於台灣早期的經濟發展貢獻甚巨，嚴家淦出身技術官僚，因此對於處事上所重視的務實性和效率性，使得嚴家淦內閣時期，技術官僚受到大幅度的擢拔。
但我們必須指出，即使在嚴家淦組閣後，技術菁英的影響層次也僅限於政務層次，對於黨務層次的影響有限。當時國民黨黨務系統中，除了黨主席最具實權外，就是中央常務委員會權力最大，負責最重要黨務的制訂，在整個中央常委體系中，仍以革命菁英和軍方系統為主。真正出自技術官僚的海歸派，只有俞國華、李國鼎、費驊、閻振興、連震東、李登輝等人。但是就實際開會情況來看，即使是中常委的會議，也很少出現激烈的政策辯論，而真正有發言權的通常是超過七十歲的黨國大老。[11]此外，根據田弘茂的研究，國民黨中常會由於不斷組成非正式權力小組，並無效率性與開創性，[12]因此中央常委的決策地位並不如想像中重要，無法完全用以提供我們判斷海歸派在黨務運作的地位，必須將分析重點放在實際影響黨務運作的三個重要職位，包括秘書長、政策委員會主任、組工會主任。而我們也發現在嚴家淦內閣成立之後，技術官僚未能甄補上這三個職位。由海歸派主掌的職務，只為李煥所任職的組工會主任。
秘書長直接受命於黨主席，負責中常委議程的編排。[13]當時秘書長是由張寶樹（1963/8-1979/12）擔任，其為CC派的人物。政策委員會則在政策決定上有重要功能，通常黨務下屬機構與行政院提案通過後，會先將提案交給的政策委員會審議，再交給中常委核定，通常政策委員會扮演了實質法案審查修訂的責任。[14]當時政策委員會主任是趙自齊，出身熱河，並無留學經歷。組工會被視為國民黨工作部會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單位，負責黨員的組織、考核、教育等工作，歷任主任都是蔣家親信。[15]當時的組工會主任是陳建中（1968-1972）和李煥（1972-1978）。陳建中出身陝西，無留學經歷。而李煥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曾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政治秘書，為蔣經國助手，可以視為是海歸派的人物。
從這些跡象來看，可以察覺在1960年代之後，海歸派在政治甄補上有下列趨勢。第一、技術官僚進入政壇的範疇多限於技術部門，特別是財經與理工部門，這反映出國民黨在1960年代之後，已將技術部門和黨務部門做出隔離，黨性與革命經驗不再是政治甄補的唯一考量。其次、當時出身技術部門的菁英確實難以補上黨務高層的職務，從中常委的組成來看，可以發現革命菁英仍占絕大多數。第三、在重要的黨務系統上，高層政治決策的領導仍由革命菁英所構成，和蔣家仍有密切關係，而黨務系統中，較為開放的是由李煥主持的組工會，這對於日後國民黨的菁英甄補扮演重要角色。最後，我們可以將1960年代視為是革命菁英與技術官僚同時並存的年代，兩者對於當時台灣的政經發展，都具有重要性。
在1970之後，台灣受到外交困境與本土化呼聲高漲的影響，再次影響了菁英甄補的政策。特別是蔣經國深知本土化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拔擢優秀的台灣菁英不遺餘力。在菁英甄補的過程中，該時期所出現的「大學雜誌」社備受矚目，該社成員在「大學雜誌」上對於政經發展與台灣外交困境多有辯論，[16]時任組工會兼救國團主任的李煥，注意到這股新興勢力，迅速將這些菁英介紹給蔣經國。[17]這些舉動看出李煥因留學美國，所表現的開放作風。而這批「大學雜誌」社的成員，亦有許多人在日後留學歸國，並成為1980年代之後國民黨的重要人才來源，包括孫震（留美）、沈君山（留美）、關中（留美）、施啟揚（留德）、李鍾桂（留法）、魏鏞（留美）等。然而李煥的這些動作，當然引起國民黨保守派的不滿，1977年藉由中壢事件的爆發，迫使李煥辭職。
1970年代之後，由於本土化的需求，大幅減弱革命菁英的影響力。不同於1960年代的情形，是在1970年代之後除了經濟需求外，更因為本土化的需要而使得拔擢本土菁英的腳步加速進行。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對於拉拔親信菁英的模式，1970年代可以宋楚瑜為代表，1980年代可以馬英九為例，宋、馬兩人的父親都和蔣家有一定淵源。宋楚瑜父親宋達任聯勤副司令，和蔣經國有私交，而宋楚瑜自美國返台後，任蔣經國英文秘書，1979年任新聞局局長，1981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1984年10月，任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之父馬鶴凌官拜中將，為蔣中正的侍從官，並且為CC系的人馬，馬英九自美國返台後，先於1982年任總統府秘書，1984年任國民黨副秘書長。
蔣經國這種拔擢親信的模式，可以歸為以下要點。第一，受特殊拔擢者的父執輩，一定和蔣家有密切淵源。即使在當時台籍菁英的甄補已經大幅進行，但仍是按晉升的常規漸進的進行，決沒有像宋、馬兩人晉升速度之快，即使是1960年代崢嶸頭角的孫運璿等人，亦未有像宋、馬兩人的際遇。第二，與1960年代技術菁英最為不同的，是1960年代的技術菁英多已在技術部門任職數十年，才晉升黨務要職，然宋、馬兩人在政務的歷練不長。宋楚瑜僅有新聞局局長兩年的經歷，就被選為中央委員，馬英九更幾乎無政務經歷，就直接被送往黨務系統栽培。這反映了技術官僚先任政務，後任黨務的晉升方式，但宋、馬則幾乎是直接被送往黨務系統。第三，蔣經國這種特殊的安排模式，似乎仍有其父蔣中正任人為親的遺緒。
但不論如何，蔣經國這種特殊的政治甄補模式，為國民黨在1980年代之後留下許多人才。細論之，當時海歸派對於台灣政治菁英的甄補，大致有兩種方式在進行。第一種，是從本土化的角度，拔擢優秀的台籍人士，這些海歸派並沒有固定的學術背景，但升遷的管道多是循序漸進，從基礎的位置來歷練，可以由「大學雜誌」社成員的仕途，得到例證。第二種，是蔣經國培養親信的方式，以宋、馬兩人為代表，這兩人的父親都和蔣家有淵源，而學科背景皆為文科，晉升方式幾乎是直接送到黨務系統來培養，因此晉升速度極快。
但是1980年代末期後，宋、馬兩人的晉升方式已經成為絕響。由於台灣末代強人蔣經國的去世，使得蔣家勢力幾乎完全退出政壇，加上民主化的實現，使得菁英甄補不太可能再受到強人意志的左右。此外，海歸派對於台灣政壇的影響，自1970年代之後就走下坡。海歸派所代表的專業能力，雖然為1960年代的經濟發展貢獻卓著，[18]但1970年代興起的本土化呼聲，以及1980年代的民主化訴求，1990年代興起的統獨、性別議題，都切割了高層領導對於政治甄補的選擇面向。換言之，海歸派的專業能力不再是晉升政壇的唯一考量，這和台灣所處的政經格局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說，台灣技術官僚興起的背景，有三個主因，分別是蔣家強人政治的支持、台灣政經發展的需要、替代革命菁英的迫切性。從嚴家淦內閣開始，這三個條件同時存在，導致台灣技術官僚的興起，而海歸派更是技術官僚當中的代表勢力。在2000年代的今日，上述三個條件只剩下台灣政經發展需求仍存在，其他兩個因素已經蕩然無存，因此，海歸派不再是一個那麼重要的影響，代之而起的是諸如統獨、性別等更多新興的議題。

註釋：
[1]吳春福，「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之現代化：中央各工作會主任社會背景之分析：一九七二〜一九八四」，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頁90。
[2]彭懷恩，朝向高層之路：中華民國的內閣精英（台北：洞察出版社，1986年），頁177。
[3]王春祝，「中華民國歷任行政院副院長」，收錄於彭懷真等編，中華民國內閣名人錄（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頁46-47。
[4]王春祝，「中華民國歷任行政院副院長」，頁54。
[5]彭懷真，「主管百年樹人的園丁：歷任教育部長的出身」，收錄於彭懷真等編，中華民國內閣名人錄（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頁182。
[6]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5年），頁167。
[7]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頁161。
[8]彭懷真，「中華民國歷任內政部長」，收錄於彭懷真等編，中華民國內閣名人錄（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頁74-76。
[9]孫徹，「多元化政治菁英的呈現：國民黨中央常委組成的變遷」，聯合月刊，第31期，1984年2月，頁12。
[10]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頁163-164。
[11]羅浩文，「揭開權力黑箱─中央常會開會實況」，收錄於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透視黨中央（台北：風雲論壇社，1986年），頁35。
[12]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出版社，1991年），頁105。
[13]彭懷恩，從政治發展看台灣政黨體系（台北：洞察出版社，1987年），頁56-57。
[14]葛永光，「中日韓政黨體系的比較研究」，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94-107。
[15]青時宇，「誰在操縱『黨機器』─中央黨部的黨務首長」，收錄於風雲論壇編輯委員會，透視黨中央，頁49。
[16]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民國卅八年以來的變遷（台北：揚智出版社，1996年），頁271-276。
[17]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頁168。
[18]林嘉誠，「『科技專家』階層之崛起、流動及影響」，東吳政治社會學報，第7期，1983年12月，頁93-95。

談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書中的蔣介石「縱放」紅軍說

2007-06-10T02:38:00.001+08:00

張戎（Jung Chang）與其夫婿喬．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Mao：The　Unknown　Story”一書中譯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在歷經一番曲折後，仍然於去年在台上市。書中提出，蔣介石在三Ｏ年代剿共過程中主動「縱放」四萬多名紅軍（Chiang Lets the Reds Go），以便與史達林交換條件，換回赴俄留學十二年成為「人質」的兒子蔣經國的說法（Reds-for-son swap），曾經引起不少爭議。以下試著分析幾個關鍵點，算是拋磚引玉。

書中的論述（英文版pp135-162 、138-142、181-196）是著眼於1934年年底，紅軍雖面對湖南最大河流湘江沿岸國民黨部署的大軍，但從11月27日開始，整整四天，蔣介石都未加以阻撓，直到第五天才下令派飛機來轟炸。不過，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以及四萬紅軍主力，已於11月30日和12月1日兩天，順利突破了最後一條封鎖線渡過湘江。

張戎和哈利戴並稱，蔣介石目的是要將紅軍繼續往西趕，趕進貴州，然後趕向四川，這兩個省與相鄰的雲南省是中國的大西南，但卻由軍閥割據，所以必須藉著剿匪的名義「反客為主」，使中央軍得以進駐，趁機統一了大西南，紅軍也就成了蔣介石的棋子。書中還首度打破中共的長征神話，宣稱連在四川「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的故事都是偽造的，部隊只是從鐵鎖橋上走了過去，對面沒有機關槍掃射。

張戎不去細究共產黨「埋伏」在蔣介石身邊和國民黨內的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在國民黨剿共行動中扮演的「通風報信」角色，反而想當然爾地認為蔣介石對此也心知肚明，既曉得自己身邊親信邵力子的「真實顏色」（true　colors），還故意不揭穿他，於1933年4月任命他為陝西省主席，利用邵力子來為中共事先安排好陝北的落腳點，論述邏輯顯然值得商榷。究竟是毛澤東的軍事判斷十分精準使然，還是事先得到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情報襄助，乃至蔣介石的「順水推舟」，恐怕還有待進一步的檢證。

張戎稱，在1935年前後，蔣介石清剿了全國的蘇區，僅留下黃土高原上的陝北一帶，那裡地廣人稀，共產黨可以生存，但不會有什麼兵源，可以在此山區把共產黨圈住關起來（box them in），然後向史達林要他的兒子。書中檢視蔣介石日記裡思念兒子的痛苦心情後稱，蔣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裏的孝子，深怕斷子絕孫，期盼蔣經國早日平安歸來。

不過，蔣介石固然有著中國傳統文化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考，但當忠孝不能兩全時，或也與古今中外絕大多數國家、民族領袖一樣，往往會向「國家民族」的利益低頭，暫時無暇或難以兼顧遠在蘇聯的兒子。何況，當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方興未艾之際，蔣介石又派二子蔣緯國到德國慕尼黑軍校就讀，藉以維繫與德國的關係。即便蔣緯國並非蔣介石的親生骨肉，但仍可一窺這名當時中國最有實力的黨政軍領袖的抉擇模式了。

張戎在書中一再講的「證據」，反覆提到的主要是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手稿，在說服力上稍嫌薄弱。何況楊開慧並未跟隨毛澤東一塊長征，並早在1930年11月即遭到湖南省軍閥何鍵處決，張戎書中的說法在時間上出現漏洞。即便日後輔以相關人士的訪談，以及據稱來自當年蘇聯共產國際的珍貴史料，但除非有志研究者也同樣得以接近這些檔案，否則可信度仍然有問題。

耐人尋味的是，2005年張戎和哈利戴合著的關於毛澤東的這本傳記式專書，其最早出版的英文版，除了各章散見少數星號註解外，書末第677頁至744頁並附有逐章相關註釋出處。但2006年的香港中文版，則未見書末註釋。

張戎本人回應說是「註釋註解太多，若放在書後，實在難以承擔」（詳見侯一岳，〈張戎【毛書】中文版最大的問題〉，多維博客網，2006年10月30日，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p=17338.），此一說詞不免更加啟人疑竇。不知是否有意迴避外界先前對於此書註釋考證工作的許多質疑，特別是就那些兩位作者宣稱從未披露過的第一手檔案資料或人物訪談細節的部分。總之，歷史研究在推論時不能一廂情願，作過度的演繹。

備忘：歷史 vs. 理論

2007-06-08T08:45:00.002+08:00

杜贊奇有段話可參考：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理論建構基本上是共時性的，即使是發展模式，如心理學中的，也被包括在狹義且受控的時間框架之中。而歷史事件與實踐隨時間而流動，與我們要使它們遵從的來自社會科學的種種模式毫不相容。......從其他地方借用來的理論反而加劇了歷史之疏離於理論，因為這些理論並不是從內在於歷史變化的問題中產生。

見杜贊奇，〈為什麼歷史是反理論的？〉，載於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

備忘：人物傳記的職務著作與個人著作

2007-06-07T08:33:00.001+08:00

龔育之為郝懷明寫的《如煙如火話周揚》作序，提到當前大陸人物傳記分職務著作與個人著作兩類：

現在我國出版的人物傳記，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組織上布置寫作的，一類是個人研究而寫作的。前一類多是有關機構為黨政軍領導幹部編寫的，好處是寫作力量強，查閱檔案的條件好。後一類則為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編寫的，弱點是不如前一類條件好，但也有好處，就是自由度大一些，表達的意見是個人性質的意見而不是代表組織的意見。對於有爭議的人物，前一類形式會有諸多障礙，後一類形式則更為可行可取。

龔育之還提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傳》第一卷，不是職務著作，而是五位作者署名的個人著作。「這在我國還是一件新鮮的事情，可能為我國的傳記出版、歷史寫作開闢新的蹊徑。」

續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2007-06-05T10:38:00.001+08:00

如同我在上一篇帖子談到的，大陸上對中共黨史外文書籍的翻譯，常運用減法，把「不適宜」的段落與字眼去掉。有時這種減法到了令人不解的地步，答案可能要直接請教譯者才能得知。

在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出版的，約翰‧布萊恩‧斯塔爾（John B. Starr）著《毛澤東的政治哲學》（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中，頁95與97共三處以「東歐某國」代替原文中提到的南斯拉夫，另外頁95提到「三評」時，原標題的"Is Yugoslavia a Socialist Country? "亦略去不譯。「南斯拉夫」的字眼為何如此敏感，儘管並不避諱「鐵托修正主義集團」（the Tito clique）？

早在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劉吉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就完整介紹了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的「九評」，並在頁635對1963.9.26.的〈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做了摘要：

文章認為南斯拉夫已「資本主義復辟」，成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和「美帝國主義破壞世界革命的別動隊」，在南斯拉夫已形成了一個「依附於美帝國主義、具有濃厚的買辦性」的「官僚資產階級」，南斯拉夫政權已蛻變為「官僚資產專政」。

南斯拉夫是中共過去反修防修的一個負面樣板，文革後中南已交好，但有必要對外國人著作中的文字如此隱諱嗎？
這類翻譯減法的另一個例子出現在楊炳章（Benjamin Yang）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中譯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原文中批評北韓的部分整段被刪去，這段文字在原文書的頁266，如下：

　Much better—though still not good enough—political savvy was displayed by Kim Il Sung in Korea. Under the persuas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Korean Communists accepted the general terms of peace in 1946. But enviously watching Mao take over China by force regardles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opinions, Kim started a belated military action in 1950. The United States stepped in and the Korean War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issue. Korea was permanently diveded into the Communist North and the Capitalist South. On many occasions, a political game is first played as a heroic success, then repeated as a farcical fiasco.

這段文字確有批評意味，最後一句話還頗帶嘲諷，近於「東施效顰」之意了，但所評所述確為事實，金日成看到毛澤東取得了「統一」中國的勝利，也想統一朝鮮半島，只不過由於美國的軍事介入而失敗了。然而，既是翻譯文字，又何須如此避諱，難道如實翻譯，有礙於中朝兩國關係保持良好？

事由：關於匪共外銷烟毒套取外匯資料事

2007-05-22T22:47:00.001+08:00

讀過陳永發老師〈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宏文者，應該對「經濟命脈」之於一個政權的存續何等重要，有深刻的印象。前一陣接觸外交部一批檔案，其中有一件可謂此題目之績集，值得提供參考。
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國大使館，於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廿七日發給外交部一則代電，指澳國外交部官員很想了解匪共外銷烟毒套取外匯的情形，特委託該館代為收集可靠資料。文中希望外交部「迅賜檢寄」上項資料，俾便「轉致運用」。在短短的代電之後，存有一份〈共匪從事國際販毒活動概況〉附件，時間註明為「五二、一○、三○」。

目錄共分「經營機構」、「植毒區域」、「製毒工廠」、「運毒包裝」、「販毒路線」、「海外販毒組織」、「海外販毒活動」、「海外販毒目的」等8項，像極一份文宣資料。在短短5頁的篇幅中，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具體的指控和數據。例如宣稱毒品種植面積達1.5萬至2.1萬噸。最酷的是指出各地製毒工廠的名稱，包括北平(在我方文件中始終稱北平)的「特別物品加工廠」，天津「特別貨物製造廠」、大連「製葯廠」、南寧「特種原料製煉廠」、廣州「華南製藥廠」、上海「化學製葯廠」、昆明「特產品提煉工廠」等。另外在東京、澳門、香港分別於1959年、1960年8月和11月破獲「匪製毒工廠」(這部分似可檢閱當時各國媒體報導以查證)。海外販毒組織，包括「澳門南光公司」、「香港華潤公司」、「東京三一公司」、「新加坡中國銀行」等，皆以推銷土產為掩護，從事販毒活動。甚至，還大量派遣種植毒品人員前往古巴協助種植鴉片，供銷美國及南美各國。最後，對共匪海外販毒的目的，文件的說法為：「赤化自由世界，麻醉人類，和奪取外匯，搜購戰略物資，以及資助各地共產黨與左派社團活動經費」，而且收益也搞「三三制」*，1/3為販毒人員利潤，1/3換取戰略物資及糧食，1/3資助各地共黨與左派。文末宣稱，共匪每年外銷毒品總值在3億美元以上**。
我認為，捨去意識型態後來看，「奪取外匯，搜購戰略物資，以及資助各地共產黨與左派社團活動經費」之說具有「合理的可信度」***。目前我沒有看到1950年代的相關資料，但1960年中蘇交惡後，中共如何自其他管道取得一個國家(或政權)生存與發展必要的外匯？除了正常的貿易門道外是否果然有此旁門左道存在？的確是一個可以深入探究的題目。

*此說為本文作者所戲用，呼應關老師對中共黨史的數字考證大作。
**3億美金有多少？提供2個參照數字做為對照。台灣自1951年到1965年總計接受美援14.8億美元(不含軍援約45億)；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台灣時帶來的黃金，約5至10億美元(均取自《維基百科》)。個人覺得3億美金之說，應有誇大的嫌疑。
***除了證據會說話外，合理的邏輯演繹也是學術研究尋求突破的重要方法。正如陳永發老師前揭文，並非最早提出中共在延安植售鴉片的說法。王健民的《中國共產黨史》(第三編延安時期)，即曾提出影印本的「淮太西縣煙土征收與管理辦法」為證。但陳老師在缺乏一手資料的情況下，仍以「合理的可信」細密論證此題，使此說由一個宣傳命題成為學術命題。

「數字＋類」的兩種用法

2007-05-18T08:59:00.001+08:00

閱讀大陸文件，常會碰到「數字＋類」的用法，台灣雖然也這樣用，但沒有像大陸用得那麼特別。怎麼個特別法，請看以下具體的例子，我把看到的「數字＋類」整理出來，可大分為兩類：
一、當作集合名詞用，如「四類分子」（地、富、反、壞）、「黑四類」（同四類分子）、「五類分子」（四類分子加上右派）、「黑五類」（同五類分子）、「紅五類」等。
二、表等級、類別，有多種不同的情況：

1.如農業合作社之分類，分三類：一類社、二類社、三類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篇寫於1955年7月31日的文章〈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也就是毛澤東批鄧子恢為「小腳女人」的那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原文是：「現有六十五萬個合作社中，有五十五萬個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較鞏固的所謂『一類社』。」註釋裏這樣說：「當時一般都把辦得比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分別稱作一類社、二類社和三類社。」以上所說的「辦得比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其實就是中共常用的「先進、中間、落後」的三分法，按政治傾向看，人群可分為左中右，按績效看，人群可分為先進、中間、落後，又有所謂的「抓兩頭帶中間」的工作方法，即是獎賞鼓勵先進者，懲罰落後者，那麼中間者就會向上看齊了。
最近「一類社、二類社、三類社」的字眼還常出現在有關大陸旅行社的報導上，如這篇，也是等級之分。
2.如對右派處分之分類：對「右派分子」的處分，除黨團員一律開除黨籍、團籍外，其行政處理共分六類：一、勞動教養；二、監督勞動；三、留用察看；四、撤職；五、降職降級；六、免於行政處分。戴煌在《九死一生》中就寫到他自己被做為「二類處分」的「標兵」。
3.如文革初工作組把教師「排隊」，劃成四類：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問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而四類正好是學生（工作組進駐前及後）鬥爭的首當其衝者，包括被打死的卞仲耘在內。（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4.如工資基數之分類：上海屬八類地區，工資基數在全國領先；上海郊縣屬五類地區，工資基數比市區低了幾個檔次。（李遜，〈文革中發生在上海的「經濟主義風」〉，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頁31）

評鄧比評毛難

2007-05-15T20:16:00.001+08:00

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但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年譜要違反編寫慣例，從1975年編起，這不是很奇怪嗎？
同時，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中共官方最權威的《鄧小平傳》（指由中央文獻研究室撰寫出版者）迄今仍未出版，目前坊間可見的中文鄧傳，或為香港出版，或為西方人士撰寫的中譯，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寫的「大人物」傳記卻遲遲未能出版。易言之，若僅以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作傳記而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李先念、李富春都有傳，獨獨鄧小平還沒有。

同樣奇怪的是，鄧榕為其父親作傳，前後兩本，第一本基本寫到1949年，中共建政後僅以一節簡單交代（全書共有六十二節）；第二本沒有銜接第一本，而是直接跳到1966年，中間全部遺漏。為什麼鄧榕要跳過這麼長的時間不寫？
再看《鄧小平文選（1938-1965）》，1957.5.15.至1960.3.25.這段時間，是很重要的時期，鄧小平擔任總書記，主持了反右，督導了大躍進，但重要文獻全都遺漏。同樣地，計二十冊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樣看不到這段期間應選進去的文獻。
中央文獻出版社是有出版一套上下冊的《鄧小平生平全記錄》，但雖號稱「全記錄」，卻將1957年整個地跳過。
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時隔五年的1981年，《評毛決議》出爐。儘管「評毛」對中共來說很痛苦很困難，但畢竟還是給了定論。鄧於1997年謝世，迄今已近十年，但中共仍然不知道如何給鄧的一生下完整的定論。
也許，答案就在「反右」與「大躍進」兩件事上。《鄧小平年譜1975-1997》沒有迴避六四，連這麼重大的事件，中共都能給個說法，但鄧小平涉入甚深的「反右」與「大躍進」，反而遲遲無法給個交代，是為賢者諱，或有難言之隱？
「六四鎮壓」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整個時期，固然是四項基本原則的一以貫之，但若放在1956年以來，也是「吾道一以貫之」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生時，鄧隨劉少奇訪問莫斯科，他是中蘇共緊急會議中第一個主張以蘇軍坦克鎮壓的共產黨領導人。（這筆資料轉引自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681註39，陳引的是師哲的文章。）鄧小平在政治上確是一貫地左。「反右」運動由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披掛上陣，殺氣騰騰，處置了數十萬人，受牽連的家屬親人非常之多，用劉賓雁的話來講，幾乎城市裏頭的每一個人，都有親屬受累。鄧小平在城市中得罪的知識階層，數量是很驚人的。改革開放需要知識份子的合作，鄧過去鎮壓知識份子的作為，不提也罷。
相較於文革，大躍進不好談，因為文革容易劃清界線（組織路線上敵我分明），大躍進沒法簡單地劃開。若要評鄧在大躍進中的作為，會連帶牽扯一整缸子的高級幹部、中級幹部、基層幹部。這是為什麼我要說「評鄧比評毛難」。毛發動大躍進，只是「三分有過」中的一部分，鄧等人只要輕描淡寫地以「我們都頭腦發熱」就做了交代。但若要細評鄧公等人在大躍進中的「熱」，那就近乎要整個否定中共執政的正當性了。
再說了，毛澤東時代屬於過去式，加上餘緒華國鋒，一刀分割相對容易；而改革開放是現在進行式，怎麼評鄧？「宜細不宜粗」地評價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豈不污名化了改革開放？江澤民因趙紫陽處理六四不力而獲益，在江時期，不可能全面評鄧；胡錦濤也是鄧小平欽定的江後接班人，在胡時期，一樣不會魯莽地評鄧。

（原寫於2005年10月17日，重貼時加上末尾一段）

1956年八屆一中的中共中央主席選舉

2007-04-25T00:19:00.000+08:00

最近在看關於林彪的相關書籍，也知道許多過去沒有概念的東西。只是看到一條頗為驚訝的資料，作者在論述毛澤東對各接班人的看法以及心裡的地位時所舉的例子，大家應該都知道林彪是1958年八屆五中補選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可是毛澤東在八屆一中選舉中央主席的票是投給林彪的，對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林彪的重視。
　　不過這篇文章並沒有註解，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這篇文章由陳益南所作，收錄在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一書下冊，明鏡出版社2004年出版。若我對丁凱文的了解，在「林彪、軍隊、文革」一網站上可以找到他的文章，從其治學態度來看頗為嚴謹，只是不知道是否就代表收錄其文的可信度如何了。

中共黨史外文著作中譯的「減法」

2007-04-23T08:55:00.001+08:00

對照大陸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的外文著作中譯，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從中可以具體地看到在中共黨史中，哪些史實迄今仍是敏感的，不方便如實翻譯的。例如以下一段文字，出自Benjamin Yang（楊炳章）From Revolut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0)頁161，但郭偉（2006）中譯本沒有譯出，關鍵可能即是出在原文裡若干「太過敏感」的敘述，現將重點字句用加粗黑體字標識出來：

Zhang and Mao had both fought with the KMT troops for years -- not always infallibly -- and both were afraid of the KMT in a certain sens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Neither side was willing to fight back in the direction from which it had just come: the east for Zhang and the south for Mao; and each side thought that the other side might be facing some less competent enemy, so that Mao thought they could go east back to northern Sichuan, and Zhang thought that turning south to Chengdu was a possibility. While both were fearful of the enemy in this sense, Mao was perhaps more so. The Central Red Army had been chased all the way from Jiangxi to western Sichuan, trying to win some decisive battle to open a new prospect many times without success. It wanted to make a long distance transfer and could hardly imagine staying at the present location of fighting back to the south. Although Zhang's withdrawal from northern Sichuan was partly due to his concern about the KMT's new suppression, he had reasons other than military defeat. He was less beaten, less scared, and thus more inclined to maintain his troops in the Sichuan-Xikang area rather than moving far away to north. All in all, we might say that Mao was more "rightist" and "flightist" than Zhang, but whether "rightism" or "flightism"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great evil is quite another matter.

楊炳章的這本英文書中譯本，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書名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上引這段英文是原文書第六章的結語，中譯本沒有譯出，可能是鑑於文中講到毛澤東與張國燾都與國民黨征戰多年，都怕國民黨，而毛可能更怕，而若論「右傾逃跑主義」，毛可能比張更為「右傾」也更會「逃跑」等字句，太過敏感，也「褻瀆」了毛澤東。此外，除了略過最末一段文字外，該章倒數第二段開頭的一段文字也作了相應的修飾甚至改寫：
原文：After the split, each side accused the other of committing a line of "rightist flightism," which literally means fear of fighting the enemy or retreat for saving one's skin.
中譯：不少人曾過分強調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南下與毛澤東紅一方面軍北上的對抗爭執，......。
這種「翻譯上的減法」，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一書中，要減得更多，在該書中譯本中，有連續兩三頁共六段文字關於「富田事變」的描述與討論全被略過，甚至還把「富田」寫成「福田」。照理講，會來翻譯中共黨史英文書的人，不會不知道「富田事變」，而大陸的歷史研究者也許對毛澤東在富田事變中的角色不好說話，但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並非不能碰的議題，只要小心處理毛的角色就好。所以《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避譯「富田事變」的有關段落，也許只能說是譯者在這方面非常謹慎了。

「白卷英雄」張鐵生當過教育部長？

2007-04-20T14:31:00.001+08:00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台北：遠流，2005）一書頁99寫道：「......文革時期，那位教育部長張鐵生原來就是一個在考試制度中『繳白卷』的爛考生」。

不知道唐先生的根據從何而來，查資料可以知道，1973年張鐵生在「白卷事件」後，被封為全國「教育革命的闖將」、「新生力量的代表」，被迅速提升為他所入學的遼寧鐵嶺農學院核心黨小組副組長、院黨委副書記。1975年第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這已經是他最「顯赫」的黨政資歷了，我找不到張鐵生擔任教育部長的資料。

延伸閱讀：

王毅，〈流氓政治及張鐵生現象〉，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17-126。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辭典》（香港：港龍，1993），頁417-418。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中文大學，1992），頁231-232。
星島環球網《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專題：〈張鐵生〉。

圖片來源：http://my.cnd.org/albums/album11/wg_zhangtiesheng.jpg

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

2007-04-15T19:51:00.001+08:00

友人告知，日本學者竹內實所著《毛澤東傳記三種》（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頁227，提到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詢我是否真確。我聽後也犯疑，實未聽過此說。

我找來該書，果然有此記載，但既然手邊圖書不曾見過這個說法，自然趕快上網蒐尋，我在”Google”上以”遲群＋任弼時”蒐尋，共找到128項網頁，重覆之處頗多，但找不著兩人有何關連。在兩人共同出現的網頁資料中，任弼時出現的位置是1949年前，而遲群出現的位置則是文革時期，換句話說，在有關的網頁資料中，任弼時和遲群是在不同的時空被敘述的，我沒有見到任何一筆資料透露兩人有父子關係。
我又用”任弼時遺孤”到”Google”和”百度”蒐尋，一樣沒有找到符合的資料。
竹內實是日本知名學者，他所監修的《毛澤東集》共二十卷（含補卷），細心考證比對，其所下工夫，令人由衷敬佩；因此，他既然說出遲群是任弼時的遺孤，理應有所根據。然而，可惜的是，竹內實的這本書沒有註釋，他神來一筆，無從查證，徒讓人傷神。

案：本文寫於2005-08-19 ，所以有關谷歌蒐尋結果均指當時所得資料。

介紹一個網站

2007-04-10T10:07:00.000+08:00

剛剛在瀏覽網頁時，發現一個「中共檔案網」，其中收錄不少頗有價值的材料。現在網路如此發達，其確可作為相關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資料參考來源。轉載書刊的不說，網上刊載的一些文章，有時能說出版限制下所不能說，例如：有所謂的全文版。有時能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要鑑別之，需要相當的細心。當然，也甚為傷眼力。

大躍進時的柯慶施是好是壞？簡評兩種史料與中共研究

2007-04-07T03:18:00.001+08:00

由中共黨政官員的日記或回憶錄中，可看出大躍進時期統治階層的一部分決策經過與情資掌握。其中，楊尚昆的日記中鮮少透露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見解，李銳的回憶錄則頗多後見之明。但比對二者對「他人」的記載，仍可發現一些問題。例如李銳據其「親歷」指出，從1958年南寧會議到1959年廬山會議，柯慶施是大躍進中的關鍵人物。在李銳筆下，柯慶施的角色是毛澤東推動大躍進的主要襄贊者。但據楊尚昆所記，柯慶施實以地方大員身分，對大躍進的具體政策多有保留。

據楊尚昆1958年12月4日的日記，於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中，柯慶施在「大區會議」說：「想多，困難多，還是少搞一些好！」他還指出福建砍樹太多、煉鋼事故頻傳、技術還未掌握等對大躍進的負面意見。從楊尚昆日記中看到1958年底對土法煉鋼最為激進的，卻是周恩來。周恩來在柯慶施前項發言前，曾早一天於部長會議中說：「聽說地方小土群不說了，使我大吃一驚」，「小土群今後還要搞，而且還不只限於鋼鐵」。周恩來指出，在總結經驗的場合，地方提出困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仍認為應該繼續發動群眾，不可以潑冷水。這種比對當然無法立即得出柯慶施或周恩來在大躍進中的角色全貌，但楊尚昆日記至少揭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地方官員與中央官員，對大躍進有執行困難與達成指標間的對立關係。
一位文學家轉向研究歷史的中國旅美學者趙無眠(本名徐曉鶴)，曾敏銳地注意到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他說本書既出後，後來的研究者遂將聲討彭德懷的人，劃分為「好人」和「壞人」兩種。「壞人」是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黃永勝等。其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毅、聶榮臻等都是「好人」。趙無眠是項歸納，生動地概括了長期以來中共黨史研究的「主流意見」。趙無眠不同意這樣的看法，他套用中國帝王加獨裁政治的框架，合稱這些人為「毛澤東的罪臣」。他認為林彪不那麼壞，劉少奇、周恩來也不那麼好。研究歷史的目的未必只為了評價前人功過，但我們更應注意，好與壞都是後來的評論，還原人與事於歷史中，應該先拿掉好壞之辨。
回到兩種史料的比較，雖然不能據此例即判斷回憶錄的價值不如日記(更別提排印出版的日記是否經過刪改)，但多發掘更多「當時」而不是「後來」的紀錄，做為未來研究的主要材料，確為值得注意的取徑。

參考資料：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
趙無眠，《真假周恩來》

中蘇分歧始於蘇共二十大？

2007-04-01T19:29:00.001+08:00

依照中共官方的說法，中蘇共分歧的起始點在於1956年初的蘇共二十大，其中的分歧內容在於全面否定史達林的貢獻。中共出版的一些文獻，例如：吳冷西所著的10年論戰、毛澤東傳( 1949到1976)等書，都是延續這個說法，然而在沈志華、李丹慧所著的《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 ─ 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當中有一篇文章專門探討這個問題，並把蘇共二十大相關的檔案文件譯出來比較發現，蘇共二十大的內容不但沒有全面否定史達林，而且其內容多被之後的中共八大所繼承。

作者依照蘇聯的檔案以及1956年現有的中國資料相互比對，中共八大在國際、國內、黨內的主張，與蘇共二十大有異曲同工之妙，中蘇共都在推動去史達林化，然而在1957年發生波匈事件之後，中共才對蘇共二十大的主張才有所懷疑，到1958年才與蘇共出現不同聲音，真正開始有衝突的，應該是對於大躍進政策的不同調。

此外，這本書有許多說法是顛覆中共的官方論調，對中蘇外交史有興趣的人不彷可以找來看看。

黨史著述的絕對化與籮筐主義

2007-03-28T17:20:00.001+08:00

何方在他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2005），頁377-378，給我們提到了中共黨史著述所遵循的規則，即「絕對化」與「籮筐主義」，而這兩者是相關的。

「絕對化」指的是：

被定性為壞人的人，就只能說壞不能說好，而且是「生來壞」、一貫壞，還要儘量誇大和增添其過錯與罪行，減少和埋沒其功績與貢獻。被定性為好人的人，特別是要保護的領袖和高級領導人，就只能說好不能說壞，也要儘量掩蓋其過錯和誇大以至憑空增加其貢獻。

「籮筐主義」指的是：

無論是被定性為好人或壞人，都有各自的籮筐。好人的籮筐裏只准裝好的東西，除本人的外，也有些本來是別人的；關於缺點錯誤，則要儘量去掉，實在去不掉的就設法減輕和淡化，或者乾脆裝到壞人的籮筐裏去。壞人的籮筐則相反，還裝了許多並不屬於自己的壞東西。

何方所提的這兩點，以對鄧小平和林彪的歷史書寫與評價最為明顯，前者一片光明，後者一片黑暗。說鄧小平的時候，刻意不談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角色，也不談1958年鄧以黨的總書記身分在大躍進執行過程中的角色；相似地，講到林彪的時候，就偏重談他如何地陰謀篡權。這樣的歷史書寫，讓讀者很難信服。

「十一五」期間中國「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2007-03-25T09:35:00.001+08:00

志杰2月上旬在留言板有篇貼文，不應被淹沒在落落長的留言板裡，特轉貼於此。文中所列計劃出版的書，括弧內的文字是志杰加的註。這裏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鄧小平傳》，不知中央文獻出版社要如何處理1957-1965的鄧小平事蹟。

在網路上又找到有趣的東西：〈「十一五」（2006－2010）期間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可用google搜尋，有完整書單），連出版圖書都有「十一五」規劃，真是太好了。不要像台灣出版社，連下一本書要出什麼，在哪裡都不清楚，有些事還是有規劃的好。裡面有一些規劃的黨史書單引人矚目啊！

　　0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5年5月）》，中國檔案出版社（看他年代拉這麼長，應該可能是分冊出吧！不然壓縮成一冊也沒什麼看頭，可是有了已出版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不知道這兩者間會不會有重複之處。）
　　02.《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已出四冊，聽說預計是出七冊，不過是十年前的說法，哈哈！）
　　03.《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只聞樓梯響，不聞人下來」很久了，文獻研究室裡都已經有人引用一些資料來發表文章了，還是文獻研究室占盡資料上的優勢。）
　　04.《鄧小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知道是1975年之前還是之後，照其《年譜》的出法，應該也是1975年以後的。）
　　05.《李先念傳（1949－1992）》，中央文獻出版社（應該已經完稿待出版，因為近期幾本黨史期刊上，有《李先念傳》編寫組發表的文章。老是喜歡這樣一點一點的放出東西，來吊人胃口。）
　　06.《楊尚昆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中國共青團歷史（1922－2002）》，中國青年出版社（果然是當紅的炸子雞，連自己的團史也開始出了，看看有沒有一些「紅小鬼」的新資料。）
　　07.《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新華出版社（2007年1月已出，沈志華、楊奎松等人編寫，有可看性。）
　　08.《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8－196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跟前面一冊的選編發行時距也差太久，不過現在這年代包括大躍進等歷史時期，也難為他們拖到現在了。）
　　09.《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終於要出完了，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年譜、文集能出的應該都出了，不能出的就等來日吧！）
　　10.《毛澤東著作大辭典》，中央文獻研究室，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三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文章連結

2007-03-23T15:32:00.001+08:00

選擇自我放逐的中國學者何清漣，2004年從程曉農主編的《當代中國研究季刊》中，以「解構虛假的歷史」的角度選出20篇文章，編選了《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一書。本書出版的訊息過去網路上已有報導，並列出了完整的目錄，可惜沒有將相關連結整理出來。現在我補做了這一工作，以方便網友上網閱讀。

01. 王若水，〈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

02. 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03. 謝泳，〈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3期。

04. 謝泳，〈從中國院士制度的變遷看國共兩黨的文化理念〉《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

05. 蕭北聲，〈制憲儀式背後的曲衷──從《共同綱領》到《1954年憲法》〉《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2期。

06. 陳小平，〈20世紀50至60年代「中蘇大論戰」的背後──評吳冷西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

07. 陳輝，〈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以蘇聯為師」的後果〉《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08. 高蒙，〈從政治土改到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國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歷史反思之一〉《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3期。

09. 高王凌，〈中蘇農業集體化成敗得失的比較〉《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

10. 王維洛，〈天問—「三年自然災害」〉，《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1期。

11. 左穎嶷，〈風雨故土──四川成都華陽縣上遊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紀實〉《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1期。

12. 單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權政治下的國家罪錯〉，《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13.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3期。

14.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2期。

15. 何蜀，〈被瘋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國人──在華外國專家的「文革」經歷〉，《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2期。

16. 何蜀，〈文革中所謂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澤東製造的一個「文革樣板」〉，《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2期。

17. 吳迪，〈從樣板戲看「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造神功能〉，《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3期。

18.王維洛，〈從「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的變化看科學如何淪為政治的婢女〉，《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4期。

19. 陳實，〈為什麼中國至今水旱災害無窮？──簡評50年來的中國水利工作〉，《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第4期。

20. 任國慶，〈沉痛的「使命」──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

延伸閱讀：
何清漣，《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序
《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新書發佈會

1956年復員軍人請願鬧事

2007-03-18T19:18:00.002+08:00

1956年是毛澤東所說的「多事之秋」，有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退社，這在很多書上都有提到，但有一筆資料寫到有七個省的復員軍人請願鬧事。這本書是李培林等人合著的《社會衝突與階級意識：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問題研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可惜，沒有說出人數，但確實是一條寶貴的資料。這些復員軍人，有可能是打完韓戰後，陸續復員的。就像公私合營，機構改組後，總有人遭遇不平，心生不滿。

我覺得1956年的大陸社會，應該形勢很有些緊張，但大陸一般書上都只是很簡單地提一下，且絕大多數都不提復員軍人請願鬧事，而毛的（1957年）227講話也沒提，可見是敏感中的敏感。

沒有56年的國內外因素，就沒有57的整風、反右，一般人不瞭解這個脈絡，老是分不清56年的雙百到了57年的鳴放，其性質起了多大的變化。

為何平反劉少奇要等到1980年？

2007-03-09T17:51:00.001+08:00

中共在1976年10月推倒四人幫，「結束」文革，又在1978年由當年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掌握重權，按理與鄧小平同受冤屈的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應該立即平反，但為何劉少奇要等到1980年才獲得平反？

平反劉少奇先要推倒「兩個凡是」，而「兩個凡是」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才被推翻。所以答案要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找。
為何要等到1980年呢？因為平反一個人，尤其是平反一個這麼重要的人，號稱「共和國最大冤案」，確實需要足夠的時間，不是口頭上說平反就平反了，有一定的程序。
根據大陸專門研究劉少奇的黃崢所著的《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為劉少奇平反的經過如下：

——1978年12月24日　鄧小平在一封要求為劉少奇平反的人民來信上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中組部研究。」
——1979年2月5日　黨內高幹孫大光致信中央建議重新審議劉少奇一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複查。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從一些單位抽調幹部組成「劉少奇案件複查組」，複查組經過幾個月的調查，取得大量證據，逐一否定文革時加給劉少奇的罪名。

〔案：由中紀委和中組部合作複查，可見慎重；而複查組確實需要用一段時間調查研究。〕

——1980年2月29日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全文約一萬三千字）。

〔案：這個決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應該也用了不少時間撰就。〕

——1980年3月19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傳達好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的通知》

〔案：過去把劉少奇無情地徹底地打倒，在全黨全國都已接受或雖不接受但不得不接受的情況下，重新扭轉對劉少奇的看法勢必也得費上一番工夫，所以才要「傳達」。〕

——1980年5月13日　劉少奇治喪委員會派中央要員和王光美及其子女至河南迎取劉之骨灰。

——1980年5月15日　劉少奇治喪委員會發出公告，定於當月17日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全國下半旗誌哀。

——1980年5月17日　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

——1980年5月19日　遵照劉少奇生前遺言，他的骨灰撒在大海裏。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評毛決議》，再次對劉少奇案作出結論。

由上述個案可以作如下推測：「地位越重要的人，冤案越嚴重的人，羅織罪名花越多時間的人，平反的難度就越高。」
如果多研究幾個個案，如彭德懷、薄一波、趙健民......等等，就可以理出個更完整的頭緒。
除了黨內高幹的平反，黨內普通幹部及黨員的平反、黨外人士的平反、小人物的平反、還活著的人與已經死去的人的平反，都應該可以對照研究。
經過許多個案的累積，有可能理出一個「中共平反學」來。

文革再認識

2007-03-03T22:26:00.003+08:00

文載《展望與探索》四卷六期（2006年6月），頁7-12。

pdf檔下載：http://www.mjib.gov.tw/d3/9506/1-2.pdf（請以另存新檔方式下載）

壹、對文革應有新認識
　　曾經有人以「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來形容文本詮釋（text interpretation）的多樣性。雖然文革未必會複雜到有上千種面貌，但世人對文革的看法，確實存有很大差異，比如說：毛澤東為何要發動文革，就有好幾種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毛之所以發動文革，是要追求理想社會，想要透過文革來根絕個人主義，以實現世界大同；有人認為文革純粹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有人認為文革雖有權力鬥爭，但仍然導因於毛澤東、劉少奇兩派長期的政策分歧；有人認為文革其實是一場徹底的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要阻止黨政部門中日益滋長的官僚化傾向；有人認為文革導因於中蘇的意識形態論戰，意在「反修防修」；有人更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認為毛之所以發動文革，是為了讓其所領導的偉大革命得以永續長存。儘管有關文革的起因仍然未有定論，但不同的詮釋畢竟從精英層次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觀察角度，增加吾人對毛發動文革可能原因的認識。然而，文革已發生了四十年，許多人對文革的認識，可能仍然停留在上述的「毛中心論」，尤其是毛、劉權力鬥爭說之上，而不能換著從群眾的角度來觀察文革。

貳、文革不是認識中國的百寶囊
　　其次，還常有人想當然耳地把很多無關文革的內容塞進了「文革百寶囊」中，即把「文革」想像成集眾惡之大成，可以用來解釋中共過去做錯的、做不好的一切事情。然而，「文革」絕非「歷史百寶囊」，並非所有「壞事」都發生在「文革」。今年三月，台灣曾因為一則關於聯合國要改變繁體字與簡體字並存，而一律使用簡體字的傳聞議論紛紛。其中，3月25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就有人說，「當初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才把繁體改簡體」。這個說法，誤把中共實行漢字簡化的時間延後到了「文革」。事實上，中共早於1956年1月就已公佈了「漢字簡化方案」，並付諸實行。「時論廣場」的這位投書者之所以有上述的錯誤想像，原因可能是對文革的「破四舊」印象深刻，認為「破四舊」就是毀壞中華文化，而對文字進行簡化，也是毀壞中華文化，於是就把中共實行漢字簡化這筆帳算到了文革頭上。
　　再次，台灣對文革的認識也不免受到現實政治的干擾。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不同陣營的人卻似乎都同意「台灣還在搞文革」的比喻，各自從一己的政治立場對文革進行一次滿足自我的「想像」，而其差別只在於「文革想像」的畫面不同而已。可是，如果沒有認真看待文革的複雜性，對文革的認識沒有建立在審慎研究的基礎上，則種種的歷史類比，也只不過在現成地把「文革符號」當作政治消費品，並無助於瞭解文革。
參、文革究竟是幾年？
　　文革發生已經四十年，一方面學術界對文革的研究已經發生重心轉移，從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轉移至群眾暴力行為的解釋；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一直停留在對文革的過度簡化認知上，因此我們需要對文革進行認真的反思，才能真正做到「以史為鑒」。要反思文革，首先就要界定文革是什麼，而若要界定文革，又要先針對文革進行分期，確定文革發生的確切時限，然後我們才能在特定的時空中掌握文革的特徵，排除不相干的討論，如此，我們才能減少對文革的誤解與不必要的延伸。
　　從事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先進行歷史分期，然而中共黨史分期最困難的地方正是文革究竟有多久，截止於何時？分期不同，對文革的理解就不相同。正是因為對文革的分期始終莫衷一是，對文革的理解就很難取得最起碼的共識。
　　很有趣地，不管對中共政權觀感如何，一般人對文革時限的看法，卻絕大多數採取了中共官方的「十年浩劫說」。文革開始於1966年春夏之交，沒有太大爭議，但是，文革並不就是十年。中共官方以「四人幫」垮台的1976年10月為文革劃界，其實乃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是當時的革命元老對四人幫集團的全面否定，也是對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全面否定，不如此無法創造出一個有別於過去的「新時期」。但是，我們未必要毫無懷疑地接受中共官方出於政治考量的說法。
　　中國民運人士胡平曾提出「文革三年說」，認為文革結束於1969年的中共九大。胡平提出兩個標準：首先看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怎麼看，其次要看當時的民眾，特別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們怎麼看。根據這兩個標準，胡平得出了文革只有三年的看法。另一位文革研究者蕭喜東，則認為文革實際發生在1966年8月至1968年8月的兩年，因為唯有在這段時間內，政治運作的方式具有空前絕後的獨特性：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面開展「大民主」的實驗。人民群眾具有充分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權，以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人民群眾手中甚至握有左傾激進的文革意識形態武器，不再一味服膺於空洞的教條或甘當官僚手中的工具。
　　胡平的三年說與蕭喜東的兩年說，儘管因為觀察的角度不同而有了歧異，但一旦拋棄了中共官方說法，就不會繼續陷於一面倒的歷史詮釋。而中共黨史編纂學的一大特徵，正好是「歷史必須為政治服務」，所以不一味地迎合中共官方出於政治需要的文革史詮釋，才有可能符合學術標準，而有助於更深刻地瞭解文革。
肆、「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的同時並存
　　文革作為一場大規模的運動，除了在有限的一段時間（二至三年）內空前絕後地拋棄「黨的領導」之外，還是集體暴力盛行的時期。根據安‧諾頓（Anne Norton）的分析架構，暴力可以分為「建制性個別」（formal individual）、「非建制性個別」（informal individual）、「建制性集體」（formal collective）、「非建制性集體」（informal collective）等四個類型。文革的一大特徵正是「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的同時並存與盛行，前者是由國家軍警對人民群眾施加的暴力，後者是「老紅衛兵」對「黑五類」、「造反派」對「走資派」、不同派別紅衛兵彼此之間所施加的暴力。而「非建制性集體暴力」雖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就已存在，但沒有像文革時期規模那樣地大，而且演變成群眾對抗領導，群眾對抗群眾，幹部對抗幹部，直至全國瀕於內戰邊緣的地步。
　　自中共建立政權之後，長期存在著「建制性集體暴力」，如五十年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1989年出動軍隊鎮壓八九民運，建制性集體暴力可說貫穿於整個中共的統治全程。而根據生於中國，移民美國的文革研究者宋永毅的研究，即使三年文革中的非建制性集體暴力，背後也常有國家機器的指導和參與。
　　一旦注意到文革時期「建制性集體暴力」與「非建制性集體暴力」同時並存與盛行的事實，我們便不會把眼光侷限於文革初起時「老紅衛兵」的破四舊、砸文物、抄家、打人，和1966年10月後以「走資派」為批鬥對象的造反運動，更會留意到國家機器對人民的鎮壓與屠殺。根據美國史丹福大學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研究，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是在各級「革命委員會」已經建立，毛澤東恢復對國家機器嚴密控制的1968年。另外，根據宋永毅的研究，文革時期中國著名的幾個大屠殺血案，被殺者除了「黑五類」之外，大多是文革中出身較普通的「造反派」，而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大屠殺的凶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因此，「把『文革』中暴力殺戮事件的責任一概推給『四人幫』或符號式的所謂『造反派』，既非史實，也嚴重地扭曲了國民的集體記憶。」
伍、文革暴力形式的多樣
　　文革中的集體暴力倍受研究者關注，其形式多種多樣，根據王友琴的研究，文革中學生打老師以及學生打學生時，所使用的暴力形式便有戴高帽、遊街示眾、胸前掛黑牌、鬥爭會上「坐噴氣式」、剃「陰陽頭」、用銅頭皮帶打人、用帶釘子的棒子打、用開水燙、用火點燃頭髮、抄家……等等，無奇不有。而香港《開放》雜誌在2001年第7，8，9，12期連續報導了湖南「道縣屠殺事件」，殺人方式包括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摔死（主要用來對付未成年的孩子）。集體瘋狂發揮到極致，更出現了廣西的吃人事件。廣西在文革期間共屠殺了九萬餘人，而最駭人的則是把階級敵人「吃掉」。鄭義訪問過的一名殺人而食者這樣描述：「幹革命，心紅膽壯！」「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鬥爭！」據鄭義記載，廣西武宣縣還辦過「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炸、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
　　集體暴力既發生在城市內部（如學校中學生打老師及學生打學生、清華大學的百日大武鬥），也發生在農村內部的對抗；或從城市傳染至農村（如北京市大興縣屠殺事件），或從農村殺向城市。最後一種情形少見披露，值得一提。文革中武漢地區著名的異端思潮者魯禮安，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仰天長嘯》中記載了江西南昌市郊農民，是如何地進城造反：「他們用鋤頭和扁擔追打手無寸鐵的老師和學生。校園裏到處是血，……農民們從頭破血流的『右派師生』身上，搜查鋼筆和手錶，一切值錢的東西乃至腳上的皮鞋均成為農民們的『勝利果實』。膽子大的農民並且闖進教學樓和實驗室，將一切貴重物品如相機掛鐘之類洗劫一空，而將那些不便劫去的教學儀器和書籍，盡數撕毀砸爛。」進城造反農民的行徑，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民造反的有關描述，無疑的，進城造反的農民對此並不陌生。
陸、文革暴力的養成
　　晚近的文革研究者已不滿足於僅止於探討毛為何要發動文革，更想追問的是：為什麼文革時期到處充斥著暴力？為什麼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也要激烈對立打派仗，非得打到你死我活方休？這個問題意識使得文革研究的焦點轉移至群眾暴力。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員劉小楓從「怨恨」的角度討論文革，指出「反走資派的意識形態修辭為不滿的社會成員提供了表達侵犯性情感和訴諸暴力的報復行動的契機」，而其動力則來自於文革前預先積聚的怨恨。而這些怨恨則是在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政治經濟、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結構的全面移動中積聚起來的。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白霖（Lynn T. White III）認為，中共建政後為圖行政管理的便利與速效，採取了三種做法：（一）人人都被貼上階級標籤，人為地割裂社會；（二）所有的人都從屬於工作單位，生活的每一層面都受制於上級；（三）接連不斷的各種運動使得人人自危，恐怕下一個挨整的就是自己。白霖認為這三種控制人民的手段引起的怨恨長久積壓後，便在文革的暴行中浮現。換句話說，文革之所以暴力盛行，就是因為文革前的社會積累了太多的矛盾，在毛澤東把社會控制的閘門拉開後，洪水猛獸一湧而出，幾乎不可收拾。
　　然而，文革暴力的養成除了白霖所言的行政措施外，亦與「狼奶」教育（參見《展望與探索》九五年四月號張裕亮寫的〈「冰點」復刊，靈魂不再〉一文）有關，特別表現在年輕人身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石文安（Anne Thurston）就指出，毛的個人崇拜與中共意識形態兩者是文革暴力的近因。的確，對於具有「神性」的毛澤東，人們拜服於他，失去了獨立判斷的能力。因此當毛號召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時，成年人或許懾於極權淫威不得不從，但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年輕人卻很容易就高度熱情地響應毛的號召。另外，中共建政後引入階級觀到整個中國社會，為治下的子民加上各式各樣的政治標籤。判別一個人的「好」與「壞」，概以階級標準取代傳統道德標準。「紅五類」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黑五類」則是「政治賤民」。毛澤東強調敵我意識的階級觀，賦予對「敵人」行使暴力的道德正當性。因此，紅衛兵打、殺階級敵人時，毫不手軟，也沒有罪惡感可言。
柒、不要再施加「狼奶」教育
　　研究者注意到，文革中年輕人對暴力行為較諸成年人更無所顧忌，這可能是涉世未深的緣故，但更重要的是文革時年輕的一代，從小所受的教育，使得他們除了「毛澤東思想」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等暴力思想所培植的價值觀外，缺少了其父輩曾有過的可供衡量選擇的另一套傳統價值觀。所以為數眾多的紅衛兵在回顧文革時，根本不覺得對別人施加暴力何罪之有，也就不可能對其在文革中的行為有所懺悔。
　　《中國時報》在今年五月做了文革四十周年系列報導，其中廈門一所中學教師朱麗冰有關「狼奶」教育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視。朱麗冰指出，文革結束至今，中國大陸從小學到大學，在課程設置、教材教法，以及成績評定上，無不和文革前的教育風格相似。而中學教材內容則「充斥著歌頌毛澤東和共產黨，跟國民黨、軍閥、美帝國主義作鬥爭，以及鬥地主分田地等題材。」同樣嚴重的是，在目前的學校裡，許多教師就當過紅衛兵，但並沒有質疑充斥著「鬥爭」的教材，甚至有不少老師，仍舊欣賞並鼓勵著仇恨與鬥爭的思維。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種現象，這種繼續向下一代餵食「狼奶」的教育，絕對是跟胡錦濤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相背反的，中共當局實宜三思，記取歷史教訓可以，但不要培養灌輸仇恨給下一代。否則，同樣的文革雖然不會再度發生，但「狼奶」教育所播下的仇恨種子，不知哪一天會以驚人的形式爆發出來，再度撼天動地，不可收拾。

參考書目：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17-36。
王友琴，〈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載於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頁37-48。
胡平，〈文革是三年還是十年？〉，《人與人權》網絡版。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當代中國研究》網絡版，2002年第3期。
徐賁，〈論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懼和暴力〉，載於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1997），頁53-80。
劉小楓，〈怨恨與現代性〉，載於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325-408。
魯禮安，《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蕭喜東，〈「兩個文革」，或「一個文革」？〉，載於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1997），頁136-172。
鄭義，《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台北：萬象圖書，1993。
Norton, Ann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Ident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urston, Anne F. "Urban Viol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Is to Blame?" In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en Harrell, 149-174.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White, Lynn T.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廣西紅衛兵吃人事件

2007-02-27T00:11:00.000+08:00

在Youtube上搜尋了一下老師提到的這起吃人事件，原以為會出現血腥畫面，還好只是訪談。（其實也有點失望）
中國歷史上「人吃人」並不足為奇，許多時代都出現過類似事件，但是都在飢荒、或是動亂的時代，以1960年代的中國而言，並沒有出現飢荒的證據。少數相似的案例可以參考岳飛的《滿江紅》詞，裡面提到「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顯然中國文化裡，有一種以吃人來表達憤怒的傳統。明末薊遼都督袁崇煥，也在北京街上被民眾分食，以表達對國賊漢奸之憤。
一時半刻間，也想不起更多事例，不過這種表達仇恨的方式，確實夠激烈的了。

文革研究的難與易

2007-02-09T09:13:00.001+08:00

大陸文革研究者徐友漁在一篇評論文章（〈再說文革中的造反派——與華林山商榷〉）結尾寫道：

文革研究，說難也難，說易也易。說難，是由於它在大陸仍是學術研究禁區，很多初步的研究工作都難於開展；而正因為如此，它在海外就顯得很容易，能夠提供不少博士或漢學家頭銜，尤其對華裔學者。我希望，大陸和海外的學者都要有責任心和使命感，大陸的學者應知難而上，並開擴眼界，海外的學者要有臨深履薄的精神，勿使肥沃的處女地良莠並發。其實，難和易兩方面歸結起來都是難，不知歷史和後人能否理解和諒解我們的難處？

我稍能理解徐友漁等身在大陸的歷史學者的「難處」：大陸的學術研究受到官方限制頗多，尤其是敏感的現代史部分多處有禁區，而其中由中共政權所闖下的兩大災難——「大躍進」及「文革」，要進行研究並將成果公開更是困難。雖然在改革開放後，大陸的史學研究已經解除了很多的限制，比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事件，在1981年中共以「歷史決議」的形式公開批判毛澤東後就已經解禁，但是「大躍進」和「文革」這兩塊，由於事涉尚存的當事人、檔案仍未公開以及其它因素，相對而言，研究是比較困難的。

和海外學者對比，大陸研究者雖然較易取得檔案資料，但由於受到重重審查及出版的限制，即使做了研究，也未必能發表；即使發表，也常常要「打擦邊球」避開敏感字眼。在此情形下，讀者還要夠細心，才能讀出隱藏在文章中的「微言大義」。以同一個文革研究者王年一而言，在大陸出版的《大動亂的年代》和發表在海外的文章，對林彪事件的不同於官方觀點的討論，就呈現了上述這種「內外有別」的例子。

正因為大陸研究者苦於有資料而難以發表，海外學者就有了相對的施展空間，既然大陸學者沒能講、沒能發表，海外學者就沒有了研究上的對手（這是徐友漁所說的文革研究的「易」），但卻反而出現硬套理論或理論強而實證弱的情形，研究就有做得不夠精緻的缺陷。再加上「文革」是一特殊事件，未曾經歷的人，即使資料擺在面前，也未必能夠正確解讀，甚至有誤讀的情形（這是徐友漁所說的文革研究在海外看似「易」其實是「難」的道理），這都讓曾經身歷其境，手上又掌有資料的徐友漁等學者，要大嘆「文革」研究之難了。

1070萬噸鋼產量指標從何而來？

2007-01-10T15:21:00.001+08:00

——評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十一

一件史事，究竟是當事人的說法可靠，還是轉述者的說法可靠？當兩種說法衝突時，史學工作者應該如何決定取捨？這可能是史學研究上的一個難題。以1958年大躍進運動期間，工業大躍進「以鋼為綱」中最突出的煉鋼指標為例，可以說明這樣的難題。

眾所周知，1958年當年的鋼產量指標，歷經幾次的調升，最後決定在1957年實際產量的基礎上「翻一番」（加倍），確立為1070萬噸。問題是：這個「翻一番」的決定，是怎麼來的？

曾經當過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智囊的阮銘，在《中國之春》1993年5月號發表過一篇〈中國大陸的無程序決策〉，文中提到了「游泳說」：

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是中共歷史上的一項重大決策，它是按照怎樣的「程序」作出的呢？我第一次得悉這個奧秘是聽薄一波在中央黨校講的。他說，一九五八年夏天北戴河會議前，有一回薄一波和毛澤東一起在中南海游泳。毛澤東邊游邊問薄一波鋼鐵生產情況，那時薄一波主管鋼鐵生產。當毛問到當年能生產多少鋼鐵時，薄一波正好在游泳池裏翻了一個身，得到了靈感，隨口說出，「翻一番」。毛高興地說，「好，翻一番。」決策「程序」就這樣完成了。接著是北戴河會議，無異議通過一九八五年鋼鐵生產指標：一千零七十萬噸，即一九五七年五百三十五萬噸「翻一番」。毛澤東立即對外公布了這一指標。然後一算帳，鋼鐵生產的設備根本不可能完成。於是就有了全民大煉鋼鐵。後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大陸留美學者丁抒在《人禍》增訂再版引用了上述說法（頁57、79）；民國史權威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又轉引自丁抒該書，採用了「游泳說」（頁107-108）：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為想提高鋼鐵生產量，曾召見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並提供口頭諮詢。毛在池中問薄，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的指標能否翻一番？剛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個身，因而隨口說「翻一翻」。毛聞言大悅，就說翻一翻吧。他二位決策者，因而就這樣決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翻一番」，就訂下了一零七零萬噸的指標了。

唐德剛並在附註中說，薄一波在其回憶錄裏，承認他確是制訂這「翻一番」計畫的重要決策者，甚或是心甘意願的幫手。

然而，當事人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憶錄裏，是這樣說的：

公開發表的1070萬噸這個指標又是怎樣提出、怎樣確定的呢？據陳雲同志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傳達，是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確定的。陳雲同志說：「六月十九號晚上開各大區協作會議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鶴壽也參加了，主席問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為什麼不能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號才決定搞一千一。」內部決定1100萬噸，後來公開宣布為1070萬噸，即以1957年產量535萬噸為基數翻一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700）

據此，則「翻一番」的決定，是毛澤東跟冶金部長王鶴壽對話時主動提出的，地點確實是在游泳池「邊」，但不在游泳池「內」，而王鶴壽「好吧！布置一下看」的語氣則略顯猶疑，但翌日仍遵命辦理。此說可稱之為「麻將說」，因為「翻一番」是中國麻將術語，除了毛澤東，鄧小平也很愛用。毛講「翻一番」，有賭一賭的心理，也有用煉鋼指標逼迫工業戰線跟上大躍進形勢之意。

薄一波引述陳雲的傳達後，他還特別澄清了「游泳說」，薄說：「外間傳說，在游泳池的上述對話，是毛主席跟我進行的，這是誤傳。……，當晚，我正在加緊修改《匯報提要》，準備交卷後去東北。游泳池的這次聚會，我不在場。」（《回顧》下，頁700）

另外，薄一波也提到，在毛澤東以「翻一番」確定鋼指標的前一天，即6月18日，薄本人確在中南海游泳池與毛澤東見面談話，但在場的還有中央全體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黃克誠、王鶴壽等人，關於鋼鐵生產，在場眾人「經過研究，1958年的鋼產量的預計完成數改為1000萬噸」。（《回顧》下，頁699）由此可知，6月19日鋼鐵指標「翻一番」為1070萬噸的決定，其實是從6月18日眾領導人討論出的指標再加碼70萬噸得來的。

最後，由逄先知和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關於1070萬噸鋼指標的由來，直接引用了1958年8月21日陳雲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內容同薄一波所述。同時，《毛澤東傳》也引述了另一講話記錄：1958年8月30日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開始是六百萬噸，第二本帳是七百萬噸，第三本帳是八百萬噸，爭取九百萬噸。我說你索性翻一番，那麼拖拖拉拉的幹什麼？王鶴壽同志就很有勁，布置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824-825）

由於薄一波的回憶錄可信度極高，因為他在書中並不迴避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尤其是自承提出了為害甚大的兩本帳計劃方法），他沒有必要諱言鋼產指標「翻一番」的緣由；其次，在日期及鋼產指標節節升高細節的交代上，薄一波敘述得非常詳細；第三，《毛澤東傳（1949-1976）》所引用的是會議記錄的原始資料，避免了轉述之誤，也證實了薄的說法。根據上述三點理由，在另一個重要當事人王鶴壽的相關傳記未提出否證之前，我認為當事人薄一波的說法，較轉述者阮銘的「游泳說」可信。

「以鋼為綱」與「以糧為綱」不是分別對應於城鄉

2006-12-24T17:39:00.001+08:00

——評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十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頁105云：

這大躍進反映在城市的工商業裏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個千古笑柄，「以鋼為綱」的「土法大煉鋼」；它反映在鄉村的農村方面，則是所謂「以糧為綱」的「人民公社」了。（醒目底線為評者所加）

唐德剛的兩個「反映」，暴露了他對中共黨史有關概念的不熟悉。因為他把大躍進劃分為城市的大躍進與農村的大躍進，而把「以鋼為綱」的口號及其實踐「土法大煉鋼」局限於城市的工商業，又把屬於生產力方面的「以糧為綱」口號對應到了屬於生產關係的人民公社。

唐氏沒弄清楚的是：

「以鋼為綱」口號不是只用在城市，農村也喊「以鋼為綱」，並且還因為誤判糧食問題已解決，而要全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全民大煉鋼」上去；
「以鋼為綱」不是只有「土法大煉鋼」，現代化的大煉鋼廠也被要求必須大躍進；
「以鋼為綱」屬於工業方面的大躍進，但與商業無關；
「以糧為綱」是生產力範疇，「人民公社」則是生產關係範疇。發展人民公社的口號是「人民公社化」，不是「以糧為綱」。

研究大躍進運動的「總綱」，應該是兩個核心：一是生產大躍進，二是人民公社。前者屬於生產力方面的快速躍進，希望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鉅大的經濟指標；後者屬於生產關係的急劇變革，以人民公社做為基層單位，既適應社會主義時期生產力快速發展的需要，也可做為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

就生產大躍進而言，一個是農業大躍進，口號是「以糧為綱」；一個是工業大躍進，口號是「以鋼為綱」。農業大躍進固然只能在農村裏進行，但工業大躍進則在全國推行，不是唐氏的那種理解。

鄧小平三次下台「南下說」的依據——《張平化講話》

2006-12-24T12:26:00.001+08:00

我在〈鄧小平三度下台後行蹤為何？〉文中談到鄧小平三度下台行蹤的兩個不同說法，其中的「南下說」（包括逃亡說與流放說）幾乎是中國大陸之外對此問題一面倒的「共識」。除了前文提及的唐德剛、陳永發、邁斯納、史景遷、戈斯坦持「南下說」外，另有兩本書也持同樣說法。一本是前英國駐中國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所著《鄧小平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英文版1993）。伊文思指出，在毛決定剝奪鄧小平職務當天，鄧從北京脫逃，乘飛機到廣州，受到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保護。（頁234）譯者武市紅等加註指出，鄧沒有去廣州，伊文思說法有誤，但沒有多加說明。

另一本是烏利‧弗蘭茨著，天力、李強譯，《鄧小平傳》（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德文版1987）。該書舉出兩說，一根據鄧小平，說鄧小平在1982年接見弗郎茨‧約瑟夫‧斯特勞斯時說，「從倒台到重新上台他一直呆在北京」。鄧的這個自述我還沒能查證，若真有這樣說，則應是「在京說」的一條有力佐證。不過，該書作者認為「可能符合事實」的還是「南下說」。書中另較詳細地引述了「出自廣東和香港的渠道」的非官方說法：

藉助於力量強大的葉劍英元帥的幫助，鄧〔小平〕極端秘密地登上一架軍用飛機向南方飛去。他在廣州「白雲」機場下了飛機，悄悄上了一輛不起眼的轎車，徑直去了廣州軍區司令部。......鄧處於安全保護之中，因為當地最有實力的人是他的下屬許世友司令員。（頁218）

作者說，葉劍英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曾經一起秘密會見了鄧小平，在會見時鄧講了一段與四人幫鬥爭的話。（頁218-219）

經本人查證，「南下說」的一筆關鍵史料應該是來自文革後中共中宣部長張平化的一次講話，這次講話也透露了鄧「與四人幫鬥爭」的講話內容：

天安門事件後，鄧副總理在許司令員保護下南下，葉帥不久也跟著回廣東。......記得鄧副總理當時在從化就曾說過：「要嘛，大家認了，任人宰割，置黨與國家變質而不顧，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辛苦創立的江山廢在四個人手中，讓歷史倒退一百年。要不就趁我們還有一口氣和他們鬥一鬥，鬥贏了，什麼都解決了，鬥敗了，活著能上山就上山，不能上山就出國避一避，等機會，至少現在還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幾方面力量，可以和他們周旋一下，遲了，恐怕連這點老本都要輸光。」

以上應該就是很多學者「南下說」共同看法的由來。張平化講話中的一段敘述可謂歷歷如繪：

在「四人幫」特務滿天飛時，在廣州、從化、韶關幾個中央負責同志開會都要秘密開，有一次鄧副總理到梅縣去見葉帥，還不能坐小汽車，許司令員為避人耳目，用押犯人的獄車關著全部窗口，從早上開車到晚上，一路上顛波不堪，在車裏又悶又熱，一方面要防止意外，鄧副總理當時身體又不好，但為了黨的事業，為了國家的前途、全國人民的利益，雖在全國批鄧的逆流中，仍以無產階級大無畏精神，一刻也不畏勞苦的為革命奔走，......

這個講話還提到毛澤東死後，當時南方的若干軍頭勸阻鄧小平不要去北京參加毛澤東追悼會不成的情況：

我們一些中央負責同志，在九月間也已經做了準備，必要時在廣州設立臨時中央委員會和「四人幫」攤牌，即使在全黨、全軍、全國主要領導同志去北京參加主席追悼會時，都不同意鄧副××去，韋國清同志甚至對鄧副總理說：「只要你在廣州即使他們都把我們弄走，也還有翻本機會，你去不正好讓人一網打盡？」但鄧副××仍然把生死置之度外。

張平化講話中凸現了在推倒四人幫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是維護大局最重要的人物，但實際情形未必如此，這個關鍵人物應該是葉劍英而不是鄧小平。講話中的一段文字也令人不解：

今天對我們來說已經大權在握，只有安徽、四川、福建、湖南、新疆、雲南等省部份地區有些動亂，不過大局已定，只有佔百分之十左右的地區，即使出十幾二十個武裝叛亂也是局部性的，任何反抗力量已經無法改變大勢了，......

難道到了1978年7月下旬，大陸仍然處於六省動亂的局面？這份文件還有一個小小的奇怪地方，有的地方直稱「鄧副總理」或「鄧副主席」，有的地方則稱「鄧副××」。

張平化的講話載於台北出版的《匪情月報》21卷5期，講話時間為1978年7月23日，場合是國務院文化部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各地文化局長會議，這篇講話譯成英文登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英文期刊Issues & Studies，Dec. 1978，篇名為"Chang P'ing-hua's Speech to Cadres on the Cultural Front"。中文版編者按所加斷語亦被英文版譯出，指出這個講話「特別是對鄧小平在『反右』期中南下流亡與若干匪酋密謀發動宮廷政變的經過，乃至當前皖、川、閩、湘、新、滇等省反共動亂情形，亦經分別透露」，這個按語相信引起絕大多數西方學者的興趣，而張平化的講話也成為「南下說」的主要依據。包括史景遷、陳永發、邁斯納、唐德剛、戈斯坦、伊文思、烏利‧弗蘭茨等人，不管有無引註，其所謂鄧的南逃、流亡、策動宮廷政變，大體不出這個講話內容。

本文和〈鄧小平三度下台後行蹤為何？〉討論了鄧小平三度下台行蹤的兩種說法，其中以「南下說」最為常見，幾乎是中國大陸以外對此問題的「共識」，但考查起來，卻發現這個說法的來源很可能是同一個，即中共中宣部長張平化在1978年7月的一個講話。但是，我在〈鄧小平三度下台後行蹤為何？〉引證了鄧榕為其父寫的傳記以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寫的《鄧小平年譜》，覺得「在京說」較具說服力。如果我的看法無誤，那麼《張平化講話》就啟人疑竇了：這份文件真或假；若為真，張平化為何要公開說謊？有何用意？誰獲益？

不論《張平化講話》為真為假，《張平化講話》增加了鄧小平參與扳倒四人幫的作用。

然而，從反面思考，扳倒四人幫對國家而言是重要功績，若鄧小平有參與，無須掩飾，其女鄧榕也不應省略，中共官方更沒有忽略的道理。

根據楊繼繩描述，扳倒四人幫的主要策劃者是葉劍英，他提到鄧小平與葉劍英見過面，這可證明鄧小平確實在京。（楊繼繩，《鄧小平時代：1976-1997》，香港：三聯，1999）但「軟禁」中的鄧小平如何離開住所外出還是有疑問的。

鄧小平三度下台後行蹤為何？

2006-12-20T20:48:00.002+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九

唐德剛說：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四人幫就指鹿為馬，嫁禍於人」，說這起「反革命群眾運動」是鄧小平暗中煽動的結果。於是毛作出如下反應：

毛氏乃迅速將此「四五事變」定性為「反革命運動」，指示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加以鎮壓，並擴大「點名批鄧」運動，通緝捉拿「現行反革命分子」、「漢奸」鄧小平（「漢奸」一詞是江青叫的），並真除華國鋒為國務總理，晉升中央中央第一副主席，......。鄧小平聞風遠颺，四人幫捉拿不及，被鄧兔脫，在華南四處躲藏，十分戲劇化。這顯然也是毛公高抬貴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再版，小平才能「命大」不死的。（頁292）

以上引文有幾個要點：

毛將四五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後，指示黨政領導人鎮壓四五天安門事件，並通緝捉拿「現行反革命分子」鄧小平；
鄧小平南逃；
鄧能脫逃，係毛高抬貴手。

以上三點均有商榷餘地。

關於鄧小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一事，查無實據，不知唐氏看的哪一條資料？事實上，鄧被毛指示開除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現行反革命分子」能夠「保留黨籍」嗎？

關於1976鄧小平被打倒後的下落，有一個常見的說法可稱之為「南下說」，採取這一說法的，除了唐德剛外，還有：

史景遷：「[鄧小平]在一九七六年春天離開北京，南下廣州。鄧小平在廣州受到老資格軍事領導幹部許世友的保護，並詳細規劃他政治反擊的每一步驟。」——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第三冊（台北：時報文化，2001），頁897。
陳永發：「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變發生時，毛澤東當機立斷，寧願損失一個有治國能力的領袖人才，也不願為自己的接班人留下一個可能的心腹之患，於是下令撤消鄧小平在黨政軍內的一切職務，再次將其流放出京。毛澤東逝世時，鄧小平還在廣東，雖然受到當地軍頭的款待，但基本上仍是一個流放在外的待罪之身。」——《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下冊，（台北：聯經，2001），頁891-892。
阿培里‧戈斯坦（Avery Goldstein）：「在資深的軍政民政領導人支持者幫助下，遭到官方貶損的鄧小平被護送至華南。（With the aid of senior civilian and military supporters,the officially disgraced Deng Xiaoping was escorted to South China.）——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1.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毛政權最後陰霾的幾個月裏，由於四人幫的迫害，鄧小平到了南方，受到在軍隊的故交的保護。鄧小平有著堅強的政治意志，據說，為了重返北京，72歲的鄧小平曾考慮如果有必要的話，不惜訴諸內戰。」——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400。

以上，我不厭其煩地引述幾則大體相似的說法（南逃說與流放說），旨在表示即使有五位知名學者背書，這個說法仍然有待商榷。事實的另一面極可能是：鄧小平被毛澤東保護了起來，並未流亡，也未南逃。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中提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鄧被毛指示開除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接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四人幫暗示會有群眾去「衝擊」鄧小平，把鄧抓起來，汪東興會後去見毛澤東匯報，鄧榕寫道：

毛澤東說，不能再衝擊，不能抓走，並問汪東興有沒有辦法。汪東興建議，把鄧小平轉移個地方，可以轉移到東交民巷那個房子去。毛澤東說，可以。

結果，經過汪東興安排，鄧小平和卓琳於4月7日先後被用專車「轉移」到了東交民巷十七號。鄧小平在這裏一直住到7月19日才回到原住處，但仍繼續被軟禁。12月14日，鄧小平恢復看文件，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

按照鄧榕的敘述，鄧小平三度下台一直到復出，根本沒有離開過北京，而且是毛澤東親自下令保護的，並非外傳的由軍系元老接到華南並給保了起來。

我們再查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有關細節，和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所述，沒有出入，並且很詳細，包括什麼時候遷居，什麼時候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搬回老家，唐山大地震時住在哪裏等等細節：

鄧小平夫婦4月7日被遷至東交民巷一處住所住下，被斷絕外界一切聯繫，其子女與工作人員也被軟禁；
鄧小平於6月10日透過汪東興給毛澤東、華東鋒和中共中央信，表示在東交民巷住了兩個月零幾天，由於卓琳眼病嚴重住院，無人照看，希望同孩子們同住，毛同意此要求；
6月30日，接到搬回寬街住宅的通知；
7月19日，鄧小平夫婦搬回寬街住宅；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鄧和家人「搬進住宅院內臨時搭起的帳篷裏」；
9月9月，毛逝世，鄧被排除在所有治喪活動之外；
9月18日，北京於天安門廣場舉辦毛追悼大會，「鄧小平帶領全家在家中設立的毛澤東靈堂遺像前默哀；
10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並中共中央，表示擁護粉碎「四人幫」的行動；
12月7日，鄧小平患前列腺炎，「嚴重尿瀦留。」12月10日，住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治療；
12月14日，中央共央決定恢復鄧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權利；
12月16日，華國鋒、汪東興批示同意對鄧小平進行手術治療；
12月24日，鄧接受前列腺摘除手術，術後徐向前、聶榮臻、宋任窮、余秋里等相繼至醫院看望。
住院期間，鄧小平還被接到玉泉山聽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介紹粉碎『四人幫』的經過。

鄧榕寫自己的父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重要領導人年譜，二者當然都有限制。但就鄧小平三次下台是否離京之事，我認為鄧榕一來沒有為父親隱諱的必要，二來相關當事人（如汪東興）還在世，鄧榕難以公然撒謊。而雖然中共編年譜未必「有事必錄」，會因迴避敏感問題而省略不談，但鄧離京或不離京，我實在想不出有何政治敏感性，也就是說，此事實無故意忽略之動機。

最後，鄧小平南下廣東之說尚有一重大疑點，這個說法是建立在鄧小平下台後仍有行動自由的前提上，或者雖被監禁或軟禁但仍有俟機脫逃的可能。

早在1988年寒山碧（韓文甫）在他的《鄧小平評傳》第二卷（香港：百姓，1988）就提到這個疑點，他訂的標題是「關於鄧小平逃往廣東之說」，引了當時中宣部長張平化在文化局長會議上的講話，提到許世友保鄧南下，葉劍英不久也跟著回廣東。註釋引的是台北《匪情月報》1978年11月第11期。寒山碧提到，張平化這段講話經台灣情報機構披露後迅速廣為流傳，並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接著寒山碧這樣說：

可是，在九年後的今天，許多材料都逐漸披露了，筆者卻仍然無法從其他方面找到旁證，故不能肯定《張平化講話》完全真確，但也無法證明是假的，收錄於此，僅供參考。不過從常理推測，鄧小平既已遭軟禁，逃脫是極其困難的，尤其是毛澤東尚在世的時候。

寒山碧的質疑是很有道理的，鄧小平既然是文革的第二號走資派，1973年復出後再度因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打倒並遭軟禁，毛澤東怎能讓鄧小平隨意脫逃？從上引《鄧小平年譜》可見，鄧小平的一舉一動完全在毛的掌控之下，毛死後則受到華國鋒、汪東興等人控制。

　唐德剛至少有一點講的是對的：毛對鄧小平「高抬貴手」。毛澤東這個人對待同儕有一特徵：親疏有別。在歷史上，鄧小平一直是毛的「自己人」，而劉少奇則是毛在延安時期鬥倒國際派、收服周恩來的最重要的政治結盟者。劉、鄧二人在「文革」初起時分別被列為「走資派」的第一號和第二號人物，但其處境卻大相逕庭：對於劉的死活，毛毫不關心；對於鄧，毛卻總是「留有餘地」。不僅在鄧第二次下台時送至政治動盪較低的江西，形同對鄧的保護；而且在1976年的反鄧風潮中繼續保住鄧的命脈。知道這段史實，可以了解鄧小平為什麼在八一年「評毛」時會「留有餘地」，除了中共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外，那還可以說是一種很微妙的「感恩圖報」。

一五計劃是否只限於「內戰後的打掃戰場，收拾殘局」？

2006-12-14T22:41: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八

　　唐德剛在提到中共建政初期的經濟建設時說：

人民中國在建國之後，所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十分成功；然只限於內戰後的打掃戰場，收拾殘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劃的「第二個五年計劃」（１９５８～１９６２），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建設（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開始。（頁69）

唐氏的觀點有些奇怪，似與一般對中共歷史的認知不同。唐文中用”Economic Reconstruction”來翻譯「經濟建設」，其實不盡準確，如果以英文思考，則其對應的中文應該是「經濟重建」，而如果要談經濟重建，或者所謂的「內戰後的打掃戰場，收拾殘局」，則指的應該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的經濟作為才對。而第一個五年計劃無論從其目標或規模而言，都絕非僅僅是「打掃戰場，收拾殘局」而已。唐氏此處的說法，其實也與同書另一個地方所言有些出入：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計畫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說是唯一做出結果來的一次。１９５６年全國工業增長指標，竟高達18.7%，農業也增產至3.8%。這項高指標的成就，雖然也包括「恢復生產」（rehabilitation）底數據在內，但是全國工農業生產，史無前例的增長則是鐵的事實。（頁103-104）

唐德剛既然已經看到第一個五年計劃達到了非常高的工業增長率，又承認一五計劃成果卓著：「全國工農業生產，史無前例的增長則是鐵的事實」，而這樣的成果在唐氏眼中卻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經濟建設」，實在令人不解。

中共為「一五」計劃定下的基本任務，除了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外，主要是集中力量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以建立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以下列出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用於基本建設的投資分配情形，特別注意工業部門加上運輸郵電部門的極高比例：

中共「一五」計劃基本建設投資分配表

部門類別	投資額（萬元）	百分比
工業部門	2,485,000	58.2
農業、林業和水利部門	326,000	7.6
運輸和郵電部門	821,000	19.2
貿易、銀行和物資儲備部門	128,000	3.0
文化、教育和衛生部門	308,000	7.2
城市公用事業建設	160,000	3.7
其他	46,000	1.1
總投資額	4,274,000	100.0

中共的一五計劃被學界稱為「重工傾斜」的不平衡發展策略，特別是與國防有直接關聯的冶金、燃料、電力、機械及基本化學工業為主；其所著重的，是大型及資本密集工業之發展，由156個蘇聯援助項目組成工業化的核心，這些項目大約占用了工業總投資的一半。具體而言，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於工業基本建設，其中又把88.8%用於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即重工業的建設。

156項重點工程，包括鞍山、武漢、包頭鋼鐵廠、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載重汽車）、武漢重型機床廠、哈爾濱汽輪機廠、蘭州煉油化工設備廠、洛陽第一拖拉機製造廠、武漢長江大橋等。

從類別來看，在實際施工的150項工程中，軍事工業44個（航空12、電子10、兵器16、航天2、船舶4），冶金工業20個（鋼鐵7、有色金屬13），化學工業7個，機械加工業24個，能源工業52個（煤炭25、電力25、石油2）、其他類別3個。

總之，上述充滿企圖心及規模宏大的工業建設藍圖，實在不能說成僅僅是「打掃戰場，收拾殘局」而已。至於唐氏所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建設的開始」，恐怕不能這樣講。因為正是在一五計劃已見成效，但又有著「重工輕農、重重輕輕」的缺陷的情況下，加上其它原因，使得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階層，發動了更具野心的「大躍進」運動，並實際取代了已被視為過於保守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簡言之，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共以恢復殘破的國民經濟為重心；１９５３年韓戰結束，中共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並獲得可觀的經建成果；１９５８年中共要在已有的基礎上，更快速地在短時間內「超英趕美」，完成鉅大的、但完全脫離現實的經濟建設指標。

「羅章聯盟」及儲安平

2006-12-13T01:44: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七

　原書65頁：

在這一系列的整風座談會中，首先對共產黨提出嚴厲批評的，則是早先擁共最力的民主同盟正副主席的章伯鈞和羅隆基了。羅其時是官至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官高一品。接著便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黃紹竑和龍雲等人以及有影響力的媒體像《新觀察》的主編儲安平等人。

　以上引文不過3行半(紙本)，125字，錯誤可不少：

1.章伯鈞從未擔任過民盟主席(只做過副主席)。
2.羅隆基能否算"官高一品"？據章詒和《最後的貴族》，反右運動中章伯鈞由3級降為7級，羅隆基由4級降為9級。既有3級與4級的差別(何況上頭還有1、2級)，那能否以傳統的"部長"職位解釋中共黨國體制下官員的品位高低，有待釐清。
3.儲安平於1957年反右前後的主要職位是《光明日報》主編。據謝泳《儲安平與觀察》一書所言，《新觀察》於1949年11月於北京復刋，只維持不到一年的時間。不過《新觀察》至1957年的確仍在，但儲安平已不是總編輯。

網上資料：
1.章伯鈞(維基百科)
2.中國民主同盟(維基百科)
3.儲安平(維基百科)

「鎮反」與「肅反」是不同的

2006-12-12T14:52: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六

　　唐德剛談到「極權領袖的統治藝術」時，提到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運動。他認為極權政黨是一部無堅不摧的統治大機器，毛澤東就憑這部大機器取得了政權，也靠這部大機器來建國治國。（頁48-50）他說：

在建國之初，他是利用這部大機器，來清除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即所謂「鎮反」、「肅反」是也。中共在奪取政權，尤其是志願軍入韓之後，從一九五零年十月開始，一搞兩年，其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之徹底和殘酷，......（頁50）

很明顯地，唐德剛把「鎮反」與「肅反」混為一談了，似不清楚兩者有別，發生的時間也不同。我們從他把「肅反」排在「三反」、「五反」之前，也看得出來他沒弄清楚什麼是「肅反」。〔案：中共建國之前的蘇區「肅反」與本文所論無關〕

「鎮反」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簡稱，「肅反」則是「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的簡稱。前者根據中共官方說法是從一九五零年「雙十指示」開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結束，長達三年，鎮壓對象是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

「肅反」發生的時間是從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前此發生了兩件事，一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誣為「內奸」，不久又發生了著名的「胡風事件」。由於「潘楊事件」和「胡風事件」，中共認為「自己人」內部也有問題，乃於是年七月一日，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國各地先後開展肅反運動，同年八月廿五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國範圍內，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規定，進一步開展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肅反對象是「黨和國家機關、軍隊內部」的幹部。
簡單講，「鎮反」打擊對象是對中共政權有威脅的黨外組織和個人；「肅反」則針對中共政權內部「暗藏的敵人」。兩者不僅發生的背景有別，時間不同，對象也不同。

泰偉斯與孫萬國合作新書預告

2006-12-11T22:49:00.001+08:00

再來介紹本新書，應該算是新書預告啦！我等這本書也一年半了，這次書商已經預告了，應該是真的要出了。已經向圖書館薦購了，不過可能太早薦購，被打入「暫緩處理」之列。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uthored by: Frederick Teiwes；Warren Sun

我想看到Frederick Teiwes和Warren Sun（孫萬國）的合作應該還是夠吸引人。這是他們合作研究計畫（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1972～1982）的成果之一，預計要出三本，這是第一本。他們已經有發表其中的相關章節，有英文版和中文版，老師和各位學長有興趣可以先去找來看：

英文版：（學校電子期刊可以查閱）"The First Tiananmen Incident Revisited: Elite Politic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t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Pacific Affairs, Vol. 77, 2004.
中文版：〈1976天安門事件的再評價：從周恩來事件到華國鋒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收入《當代中國與它的外部世界》（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97～113。

最後再附上一篇在網路上找到的Frederick Teiwes的文章，似乎未曾發表在期刊上：

POLITICS AT THE ‘CORE’: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接下來再期待2009年的《劍橋冷戰史》了，好像期待過早了些！

書評：人類的四分之一

2006-12-09T23:18:00.001+08:00

Lee, James（李中清）,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8 pp.
一、本書主旨：
自從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以來，人口學的研究就以其基本理論為模型，探討人口與自然（或糧食）的關係。根據馬爾薩斯的理論，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將以等比級數成長（1、2、4、8、16、32……），糧食卻只能以等差級數成長（1、2、3、4、5、6……），最終人口多於糧食供應，貧困由此而生，飢荒、天災和戰爭將伴隨而來。因此馬爾薩斯主張節慾以節育。
作者指出，馬爾薩斯將人類社會抑制人口的方法分為「現實性抑制」(positive checks)（由貧困引起的各種死亡）與「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節慾）。中國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其人口問題不但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終要克服的問題。然而作者以最新的中國人口資料分析指出，馬爾薩斯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所誤解，因而其理論最終將不遉適用於中國，並指出中共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尤其是一九八０年代的一胎化政策）獲得很大的抑制人口成長的效果。

　　根據中國人口資料，中國社會（在此指明清至現代）有其自身調節人口的作法，因而與西方社會的人口情形大不相同：
1.中國社會是以集體理性為中心思想的社會，在以前是以家族或宗族為單位，人口行為也是性選擇的結果，而中國的理性選擇是以集體的利益為出發（宗族或家族），與西方的小家庭和個人理性選擇不同。
2.在此一前提之下，中國人口的抑制類型，主要不是現實性抑制，而是預防性抑制。其中的作法，包括溺嬰、男性晚婚、不婚和少婚、一夫多妻制和貞節觀念。這些都是造成中國人口不致過分膨脹的原因，而這些作為又是以中國父系崇拜和官僚國家專制為前提所致。
3.作者還提出論據，反駁西方學界傳統中對中國人口的錯誤印象：
A.中國人口總量雖多，但是糧食始終大體充分，而且人均口糧和食材樣式與時俱稍增。與馬爾薩斯對中國的理解相反。
B.因而，中國的情況，不是人口壓力迫使增產糧食，而是為了增產糧食而去生成人口，因為中國傳統的增產是以精耕細作為前提，技術革新和品種改良效果未如預期大。這與黃宗智提出的「過密化」（involution）概念有關。
C.中國的一夫多妻制，造成了已婚生育率（TMBR）比西歐同時期還低。這一結論與西方傳統的預設相反。
D.溺嬰並非殘忍行為，而是對生命的理解不同（兩歲以下非生命），以及集體性邏輯（家族或宗族利益）下的理性決策。
E.中國天災人禍固然多，但承平時期仍居中國歷史時期的大多數，此時期是由上述預防性抑制在作用，而非天災人禍。
F.中國人口多，還要考慮到中國古代的公共衛生和倉儲制度相對於西歐大為健全。
二、評論：
１、中國人口研究中的「兩條路線的鬥争」──馬克思主義VS馬爾薩斯主義；中國特色VS西方理論：
中國挑戰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自民國初年以來始終不斷。
第一波是民國初年，孫中山在民生主義講時批評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理由是科學的發展將造成糧食增長。第二波是中共建建政後，一九五０年代，有兩種觀點都批判馬爾薩斯，一是大躍進時期認為中國人口多，但發展生產可以解決人口增加的問題；一是人口發展並無自身的規律性，或者說，人類不同社會型態會有不同的人口規律（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第三波則是一九九０年代開始，理由則如李中清，以中國本土史料或實証基礎的材料著手。
相對的，中國在馬爾薩斯學說尚未進來之前，就有類似馬爾薩斯的看法（洪亮吉、汪士鐸）。第二代留學生回國以及社會學引入中國之後，馬爾薩斯理論也隨之興起。在民國時期與中共建政初期，馬爾薩斯理論始終主導中國學術界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甚至延伸到中國農民運動問題）的大方向。一直到中共建政初年的高等院校學科整併以及反右運動以後，社會學不再能開設系所，人口研究自然不能成立，只有政策機關進行政策式研究。到了一九七九年，隨著馬寅初（《新人口論》的作者，一九五八至五九年被批判，指為馬爾薩斯主義者）被平反，人口研究才重新回到中國學術界。但是正反兩方仍不斷進行筆戰，只是不再涉及政治攻擊。一九九０年以後，中國歷史新材料陸續發現，西方各種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中國學界又興起一股以「中國的特殊性」為基礎，反對馬爾薩斯理論的浪潮，李中清、王丰等皆為其中代表人物。此一爭論至今還在延燒。
２、馬爾薩斯的基本問題意識，在於將人口成長與自然條件（糧食生產）對立起來，將後者作為人口變動單一動因，並推論底層人民的貧困乃因底層人民不知節慾所致，而非為富不仁造成，故不贊成政府設置福利事業，因貧民將依賴成性，拖垮國家財政。這些推論自必為社會主義者所拒斥。
３、李中清的推論整體而言，有利於重新思考中國人口問題，並包含了更為科學和更貼近真實的方法和結論。但其中有些問題尚待進一步理清：
A.歷史分期問題：將1700-2000作為一連續的歷史過程，其中如何看待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在此一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自從中國現代工商業的建立之後，以及中共建政之後，其人口變化情形，可能有不同的變因所致，把這三百年的人口發展趨勢作為一整體來分析是否恰當？
B.人口統計的準確度：目前現有的人口資料，明清時期仍很籠統，是以稅戶為基準，隱田戶或邊遠戶並未列入；即使到現在，中國人口統計數字的誤差仍然很大。在未能重新校正統計資料的情況下，何能有正確的發展規律的估計？（查瑞傳已對此一問題進行重探，詳見其著作人口學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C.中國人口增長與糧食增長的關係至今仍未有定論：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西方一向把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基準設定在勞動生產率上升的前提之下，但是諸如Clifford Geertz與黃宗智等人對於東亞農業社會的分析顯示，產量的的增加是因為勞動力更多的投入，而非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致。這些問題對於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極有啟示作用，也對重新理解大躍進所採取的發展策略有重大理論意義，亟待有志之士的投入。

網頁技術問題討論

2006-12-09T10:09:00.000+08:00

在眾家部落格平台中，Blogger是稍具難度的一個。既然看上了它的共同作者功能而建立了《通訊》，就試著一一解決碰到的問題吧。

　　目我碰到的問題有三：

貼上的圖片顯示上不穩定，有時可看到，有時看不到。從電腦上傳圖片總是失敗，從網路相簿連結也常會顯示不出，最後，我用了Google旗下的Picasa網路相簿，似乎解決了。

沒有預設的留言板。這和MS Spaces一樣，是我比較不滿意的地方。所以我就貼了一篇「虛擬」（講虛擬實在有點問題，網路空間本就是虛擬，就算是虛擬的虛擬吧）的文章，再取其永久連結網址，在右邊的框架上增加了一個網頁元素，命名「留言板」，這也算解決了。

沒有最新回應列表，目前我還不知如何克服。在部落格中，最新回應列表是一個必要的功能，讓使用者能夠隨時知道文章被討論的最新情況（Blogger稱其為意見）。

2006/12/14後記：參考國良先生的部落格，已用最簡單的方式（不修改範本程式碼）作出了回應列表，雖只能列出五則，但已是一大躍進。^^

駁中共發動八二三炮戰的「攘外以安內說」

2006-12-09T09:35: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五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頁234說：

原來在1958年夏，毛公正在推動「高級化」，如火如荼之時，老人家或許想的是攘外可以幫助安內，乃不聲不響地，組織了一齣「炮打金門」的鬧劇。

首先，1958年毛推動的是「人民公社化」而不是「高級化」，唐似乎分不清楚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的高級化與人民公社化的區別。其次，唐的「攘外以安內」的說法，對於中共發動八二三炮戰一事，是相當流行的見解；但此說未必正確。

中共發動八二三炮戰的「攘外以安內」說，多半係出自「理論的生搬硬套」，受到既有的通行理論影響，先入為主地以已知的理論考察歷史事件。因為國際衝突理論早有如下說法：「面臨國內日趨升級的動亂與騷動，任何時代的統治者都會使用挑起對外戰爭的方法來轉嫁矛盾」，便想當然耳地以此說解釋中共為何發動八二三炮戰。然而，正如我們不能由「地濕」便推論「天雨」一樣，我們也不能從中共發動對外戰爭，便推論係因中國內有動亂或政權不穩。同理，我們也不能因為1958年中共正在推行大躍進運動，而大躍進運動事後又證明是一場大災難，而既然是一場大災難，想當然就會有動亂，而政權亦必不穩，所以中共在1958年發動八二三炮戰，必然是因為大躍進運動失敗所引起。

若要運用「攘外安內說」，有一重要條件，即時間點的契合。中共於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期間發動了八二三炮戰，此時正是大躍進高潮，而中共領導人從上到下正陶醉在一股濃厚的樂觀主義之中，幻想共產主義的美麗烏托邦即將到來，根本不會預想大躍進將造成嚴重的國民經濟問題，也絲毫沒想到將會產生餓死三、四千萬農民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也就是說，1958年8月，中共領導人的認知圖景，不可能有「面臨國內日趨升級的動亂與騷動」，此一前提既未存在，又如何推論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要用「挑起對外戰爭的方法來轉嫁矛盾」？

毛澤東何時意識到大躍進在執行面上產生問題？大約在1958年10至11月間，因為從11月初開始，毛為了解決大躍進實行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連續八個月召開了多場意在「糾『左』」的會議，直至1959年夏廬山會議中途才中止了「糾『左』」的努力，而轉向「反右傾」。如果要套用「攘外安內說」，這是大躍進開始後的第一個時間點，但這段期間跟中共用武有關的事，是發生於1959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既跟台灣無關，而能不能算是「對外用武」也殆有疑義。

若中共真要挑起對外戰爭以轉嫁國內矛盾，往前推更合適的時間應該是1956年，當時國內有許多請願、罷工、罷課、退社等事件，社會呈不穩定狀態；往後推更可能的時間應該是發生香港難民潮的1962年。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確定，中共決定「炮打金門」，不可能是為了安撫國內而來，有其它的原因。根據大陸一位具有軍方背景的學者叢進的說法，1955年8月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為台灣問題僵持不下以致會談中斷。1958年7月中東發生黎巴嫩事件，此時中共乃決定以外交談判以外的手段，在福建沿海展開針對美蔣的軍事行動，不但封鎖了金門、馬祖，並於8月23日炮擊金門馬祖。另外兩位大陸學者龐松與陳述則指出：「1958年夏，美國藉口中東局勢緊張，命令進駐太平洋地區的第七艦隊進入戰備狀態，中國政府決定以炮轟金門的方式，重新把台灣問題在全世界面前突現出來。」而八二三炮戰發生後不久，中美大使級會談就在華沙復會，而金門、馬祖兩島歸屬問題則成為會談內容。相對於「攘外安內說」，「國際政治角力說」可能更具有說服力。

毛澤東何時當上中央軍委主席？

2006-12-09T09:29: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四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一書頁26說：

根據黨史上一般的說法，毛〔澤東〕之竄升至全黨一人，實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讓他當上了軍委主席，取得了軍權，從此抓住槍桿，至死方休。其實他真正地變成全黨一人，卻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會期間，由劉少奇搞「個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

唐德剛質疑毛取得在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並非通說的在遵義會議時，而是七大，這個看法固然對，但唐氏一來把毛定於一尊的過程說得過於簡單，似乎僅靠劉搞個人崇拜，就能把毛「一手推上去」；二來未能辨正毛是否真的在遵義會議時即擔任了軍委主席。

前一個問題必須連繫延安時期的整風、審幹以及重寫黨史等政治操作，才能把問題看得真確，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第四章第三節「唯我獨尊局面的形成」析之甚詳，不在這裏多論。本文僅專就後面一個問題說幾句。

所謂毛在遵義會議時即接任了軍委主席一說，可能是典出台灣已故的中共黨史權威郭華倫所著《中共史論》。但，事實上，毛澤東並沒有在遵義會議時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由於郭氏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受到資料的限制，對於與遵義會議有關的問題，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根據中共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成員名錄（修訂版）》，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兩書的記載，毛澤東要到1936年12月才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與張國燾。再往前推，中共中央紅軍一、三軍團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與紅二十五軍團會合，並於該年11月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擔任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與彭德懷。但此時紅軍總部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只領導西北地區的紅軍。因此，即使把「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視之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前身，但真正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仍然要等到1936年12月毛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才算，絕對不會是十個月前遵義會議召開的1935年1月。

我們再考證一下原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遷入江西蘇區後中共軍事指揮權的演變。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以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身分掌握領導權和指揮權，並以「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決定軍事大權。「第五次團剿」各個戰役及「長征」初期，一切行動皆由「三人團」指揮。遵義會議解散了「三人團」，恢復「軍委會」的功能，周恩來的權力不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增強。其時「中央軍委」成員如下：

主席：朱德（紅軍總司令、政治局委員）。
副主席：周恩來（紅軍總政委、軍事指揮最後決策者、政治局常委）、王稼祥（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員）。
常委：毛澤東（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助手）。

據此，則毛澤東並未如同郭華倫著作中所說的，直接接替了周恩來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因為周恩來從未當過中央軍委主席（名義上沒有，但實際上曾負軍事最高責任，除三人團外，之前擔任過軍委書記及中央軍事部長）。不過，毛澤東雖然不是中央軍委主席，但是遵義會議之後，毛在軍事上的發言權顯然已經大為增強。這時，周恩來在職務上負軍事指揮的最後決定權，而毛澤東的意見也同時影響著周的決定。毛和周在軍事事宜上的這種關係，從周恩來的一段回憶中可以看出來，他說：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另外，根據鄧小平的回憶，毛澤東在後來組成的新「三人團」中確實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遵義會議後，在行軍時，鄧和周恩來、毛澤東、張聞天是在一起的。每天一住下來，要等每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決定紅軍的行動。鄧小平回憶說，這時在重要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人同意的。這即是說，儘管毛澤東不是軍委主席，但在軍隊指揮和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是主要起作用的人。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確實從遵義會議後逐步擴展了他的實力。但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說，毛在遵義會議就當上了軍委主席。

鄧小平的「貓論」何時提出？

2006-12-09T09:25: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三

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頁272說，鄧小平的「貓論」是1975年說的。事實上，「貓論」的提出較唐氏所言要早得多。而其背景則是經歷「大躍進」苦難之後，農民自發地要求放鬆國家的管制，因而引起了一場要不要給農民更多生產權限的爭論。這場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安徽以「責任田」名義偷渡包產到戶的措施。陳雲、鄧小平等人支持包產到戶，而相當多數的人則對由集體走向「單幹」心存疑慮而反對，包括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打倒的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在內。

1962年7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在這次會議提出了著名的貓論。鄧小平說：

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麼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覆。對於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註1〕

隔幾天，鄧小平又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並引同為四川老鄉的劉伯承打仗的方法論為包產到戶辯護：

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註2〕

鄧小平提出「貓論」，顯示他的務實傾向；到了鄧小平三度上台，原為四川農民由經驗中歸納出來的一個簡單道理，便成為改革的重要精神。

註1：〈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紀錄〉，1962年7月2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231。
註2：陶永祥，《鄧小平的實在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引自《人民網》。

歡迎留言！

2006-12-09T09:02:00.000+08:00

與文章無關的「意見」，請在這裏發表。

新書介紹《吳法憲回憶錄》

2006-12-07T14:29:00.000+08:00

先謝謝老師的邀請，讓學生受寵若驚。看看blog上還有其他博士班學長，我想有什麼關於黨史研究的短論或心得，本人力有未逮，可能還是要靠老師和學長們指教了。

不過若是介紹一些新資訊我想倒是還可，因為上班時間不務正業（主管語，在此還要感謝主管學姐的包容），整日網路上亂逛亂找，總是能看到些新東西，或是拾人牙慧，來介紹一下吧，還請老師及學長包涵、見諒啊！

今日剛收到新書《吳法憲回憶錄》，光看書名我想就可以引起眾人側目了。這本還是循例由香港的北星出版社出版，這家出版社還出過《王力反思錄》，香港有幾家出版社都是專門出這種，中國大陸不可能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出的書，好可出口轉內銷。另外一家是時代國際出版社，也是出一些「境外非法圖書」（中宣部語）。回到正題，這本是吳法憲本人晚年所寫，本書的特約編輯之一還是金秋（吳法憲的女兒），所以真實性應該頗高。因為是剛拿到，所以也未細讀，不過隨意翻了一下，看到一段話，頗有感覺。吳法憲如是說：

「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是我們幾個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

雖說，這已經是人們心裡都有底的祕密，但是透過吳法憲這號人物說出來，總是令人更有幾分感覺。以下是余汝信的書評連結，介紹的都是書中令人矚目的重點，值得一讀。

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吳法憲回憶錄》述評

緣起

2006-12-07T09:50:00.000+08:00

《〔台灣〕中共歷史研究通訊》是我長期以來的一個構想，昨天（2006年12月6日）才找到適用的網路平台。這是Google旗下的部落格平台，它的特點是允許多位作者共同撰寫文章，很適合用來做專業的學術社群園地。

　　台灣研究中共歷史的人本來就少，又分散各處，平時缺少聯繫，也很少有相關的研討會可供聚首，因此彼此各做各的，沒有討論，也沒有批評，這樣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所以我一直在想，要有一個網路平台，讓研究中共歷史的人能夠在此發表一些長短不拘的文章，不必受到學術工廠／流水線那套標準化、規格化的限制與拘束，而能真正面向社會，不管專業或非專業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看到台灣研究中共歷史的成果及其關心的議題，並且可以藉此平台交流意見，這樣才能使台灣對中共歷史的認識，既普及又提高。

　　這個平台之所以叫「通訊」，並非只限於長論短論，而是有什麼心得，或有什麼資訊，都可以拋上來交流一番，它或許有些類似網路論壇，但又是正式發表文章的園地。

　　現在這個平台仍然在試作中，有什麼想法，都請隨時告知。有什麼心得，只要不怕被「偷」的，都能夠貼上來。獨木難撐大廈，過去我自己弄個「中共黨史筆記」，總覺寂寞，希望從我認識的同道做起，邀請對中共歷史有興趣的人共同參與。

鄧小平的排名曾在毛澤東之上嗎？

2006-12-07T09:04:00.000+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二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第277頁，說鄧小平在江西時代，

「一起一落之時，毛澤東原是他的難友，當時鄧、毛並列，鄧的排名還在毛之上呢。」

　　這真是一個大誤會了，鄧小平的排名何時高於毛澤東了？唐氏的根據，唯一可能的是四個字：「鄧毛謝古」，但此鄧固為鄧小平，此毛則非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

　　1933年秦邦憲在中央蘇區展開反「羅明路線」，福建省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被撤銷領導職務，而江西省則有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矛頭所指為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合稱「鄧毛謝古」，均被撤職，鄧小平且受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是鄧小平「三下三上」的第一次下台。

五星紅旗的五顆星星代表的是什麼？

2006-12-06T19:44:00.001+08:00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之一

唐德剛在書中頁33說，五星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中的大星代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四小星則代表全國各民族各階層的「大團結」。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五顆星星中，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代表的是中共建立政權時所承認的「人民」範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四顆小星星各有一星尖向著大星，代表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

過去也常見對五星的錯誤講法，以為五星代表的就是「五族」，這是相當然耳的判讀。如Flemming Christiansen 與 Shirin M. Rai合著、黃烈修、潘兆民譯的《中國政治與社會》（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台北：韋伯，1998年）頁398就是這樣講的。

附論：

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權時所「決定」的國旗，無疑地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符號，象徵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主體—中國共產黨及四大階級，然而卻未曾料到他們很快就會消滅其中的兩個階級。1953年開始，中共放棄新民主主義，轉入過渡時期總路線，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及手工業改造成功，從此，沒有了客觀經濟基礎的資產階級，無論大資或小資，在理論上已經不復存在，五顆星星從1957年起其實已經不能反映政治現實了。

然而，中共並不理會這個重要政治符號象徵意義的殘缺，卻拋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學說，從主觀上去界定階級，並沿用列寧有關小生產者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等觀點，強調資產階級的殘餘及資產階級思想仍然存在，而要提防資產階級搞復辟。此時，五星旗的五顆星星究竟代表著什麼，沒有人敢提出疑問。

自從鄧小平三度上台搞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從社會主義社會「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名號雖早已被搞臭，但實質上大資也好，小資也好，卻都死灰復燃，重新成為「人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五顆星星又完整地回復其完整的代表性。只不過，今天的大資產階級並不是早被消滅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復出，除了新起的「私營企業主」之外，還有相當數量主要是曾被毛澤東預測的，會從官僚體制中產生的官僚資產階級罷了。

評《毛澤東專政始末》：前言

2006-12-06T11:14:00.001+08:00

　　遠流出版社於2005年1月，出版了唐德剛的「舊稿」新書——《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我向來景仰唐德剛的史學修為，曾經拜讀過他的《胡適雜憶》和《晚清七十年》，對其說史文字很是欣賞。所以看到出版了他所寫的關於毛澤東的專書，便毫不遲疑地買來看。但是，讀罷這本舊稿新書，我卻有些失望。

本書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分六章發表於75卷4期至76卷4期，撰寫時間是1999年9月至2000年1月。除了正文外，另有三篇附錄，除了最後一篇悼念周毛詩詞二首外，前兩篇附錄分別是完稿於1993年11月，原載香港《開放雜誌》的〈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以及英文原作譯載於1971年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的《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專輯》，題名〈劉少奇，劉少奇集團，劉少奇主義——紅衛兵小報上所見毛劉交惡的新史實〉。

唐德剛談說歷史，其文字若拿打仗來比方，有如軍中大將「談笑用兵」般地淋漓暢快，令人激賞。若論史著的普及化，正需要像唐氏這樣逸趣橫生、妙語如珠的史筆。不過，很可惜的是，專研民國史的唐氏，評談中共黨史時，還是出現了一些明顯的錯誤，以及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我準備以一序列的貼文逐條辨正，並竭誠歡迎本學術社群的共同作者和讀者也能參加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