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在《毛澤東專政始末》頁105云:
這大躍進反映在城市的工商業裏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個千古笑柄,「以鋼為綱」的「土法大煉鋼」;它反映在鄉村的農村方面,則是所謂「以糧為綱」的「人民公社」了。(醒目底線為評者所加)
唐德剛的兩個「反映」,暴露了他對中共黨史有關概念的不熟悉。因為他把大躍進劃分為城市的大躍進與農村的大躍進,而把「以鋼為綱」的口號及其實踐「土法大煉鋼」局限於城市的工商業,又把屬於生產力方面的「以糧為綱」口號對應到了屬於生產關係的人民公社。
人民中國在建國之後,所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十分成功;然只限於內戰後的打掃戰場,收拾殘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劃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才算是真正的經濟建設(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開始。(頁69)
在建國之初,他是利用這部大機器,來清除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即所謂「鎮反」、「肅反」是也。中共在奪取政權,尤其是志願軍入韓之後,從一九五零年十月開始,一搞兩年,其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之徹底和殘酷,......(頁50)
「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是我們幾個人,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